甲午之鉴：专家解析甲午战争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甲午战争，可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新浪特邀请各领域专家，从国际、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析甲午败局的成因，品评甲午战争影响。以史为鉴，启迪未来。本文为历史学家苦茶（廖峰）先生撰写，避开现代史观，从晚清的权力结构入手，分析甲午战争的中方原因以及结局。
又逢甲午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人们很容易会想到百年前那场战争。“甲午一战，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亦实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也”，石泉如是评价甲午之战。作为陈寅恪先生指导的学生，石泉最终代先生完成了夙愿，将晚清政局和盘托出。这也是本文选择石泉这本著作来探讨晚清政局的重要原因——陈氏家族在晚清政局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陈寅恪对此吝于笔墨，石泉的记录却弥补了这一缺憾。
甲午之战前的三十年，左右大局的政治势力，主要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这四大政治集团。其中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一系，与洋务运动结合甚深，声势尤大，亦与代表传统作风之清流势力冲突也最深。而甲午一战，日军打击之于外，清流打击之于内，乃使此一支势力大为沦落，政治地位丧失殆尽。而清流也因主战失利，丧失了其在朝廷的威信，权威落到简政放权的慈禧手中。可以说，甲午之战中得利的除日本之外，在国内就只有慈禧一人而已。历史何以至此？ 这要从太平天国起义说起，这场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蔓延了整个中国南方，清廷派八旗、绿营皆不能胜，只好依仗地方士人所组织的团练武装，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曾国藩组织的湘军和李鸿章组织的淮军。
曾国藩创勇营之始，即力矫当时绿营散漫之弊，士兵皆由招募乡农，而不取行伍世业。招募之法，则勇皆营官自招，而营官又皆由统将自选。以是将卒相习，感情易洽，全军上下，团结甚紧。进攻退守，皆能得人死力。其饷糈、训练又皆自有法度。领袖如曾、胡、左、李辈，又皆有抱负，具远见。于是湘淮诸军遂成节制之师。不但结束十余年之兵燹，皆赖其力；而同光致平之后，下迄甲午，捍御外侮，亦倚为主力焉。
由上可知，曾国藩、李鸿章所率领的湘、淮二军，能够脱颖而出，力压八旗、绿营的关键之处，恰恰就在能够摆脱原来体制内将帅与军队分离之弊，统帅将兵能够如臂使指。但也因如此，军队统治之权，也渐渐转移到曾国藩、李鸿章一班地方要员手中，石泉所谓节制之师，即是指此。
至咸丰季年，江北、江南大营以次覆败，清廷始专任湘军，于是曾国藩受命总督两江，节制四省。而沿江上下之督、抚、藩、臬，亦渐由湘淮人士充任，事权划一，收效遂速。以后平捻、平回、平苗，军行所至，统兵首长多兼地方职任，饷源在握，遂得顺利收功。然督抚之权，从此较前暗增，而外重内轻之势，亦由以肇端。
曾国藩、李鸿章之湘、淮二军，因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被清廷所重，也招致其忌讳。但无授权之力，因此采取分权之策。
湘军初起，因人成军，系统本非一源，以后声势既增，门户乃益显著。曾国藩在时，左宗棠即已别树一帜，不肯相属。李鸿章之淮军，初虽源于湘军，而逐渐成长之后，无论就地域、营制、装备言，皆自成系统，迥异于湘军。使曾国藩亦有“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之语。迨曾国藩死，湘淮诸帅益不相下。左、李之间，意见尤多。……湘淮首长共事，亦往往两不相下，意见难洽。
可见，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因此成为湘、淮军之精神领袖，虽有功成身退之心，却无解散二军之力。而湘、淮军中统帅，也渐渐成独立之势，故宜为中央所遥治。
这时候中央权威虽然已经旁落，但是名分依然还在，国家行政力量依然操控在中央手中。地方势力因不能团结，反而被中央借机操纵、抑扬其间。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推恩左宗棠，任命张之洞，以此平衡湘淮势力，清廷之用心深矣，忌讳亦深矣。
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势力，因平定江南有功，地方任官皆为其所垄断，这就触动了科举任官之制度。昔日，地方官员皆由熟悉章句旧学的士大夫经科举选拔充任，全国士绅多出于此。
士大夫以科举为晋身之阶。其高第则入翰林，次则授部、院、司、员，再次亦得补地方州县，逐次升迁，皆有出路。固无须借洋务以自显，遂亦得鄙夷之以自高。而京内之翰、詹、科、道，各省之学使、考官，以至于书院山长，皆由此辈掌握，内外相应，以论议时政，臧否人物，号称“清议”。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在士大夫看来，科举取士才国家抡才大典，所任之官方才合法合理，因而理直气壮。但是，经太平天国丧乱，政府为筹集款项，往往卖官鬻爵，致使候补科员甚多，大大堵塞了士大夫晋升之阶。且湘淮系统往往于地方政府中安插署员，致使科举之途为之堵塞，亦为士大夫所不齿。故清流以此相讥讽，亦非无因。地方操于曾、李之手，而中央则为士大夫所控，故于洋务运动，屡屡掣肘。
统筹饷项，权在户部。自光绪十二年以来，户部尚书为翁同龢，而翁则当时清流士大夫之魁首，后来甲午时主战派之首要人物也。其对洋务，自无由同情赞助，而海防工作之重要性与迫切性，尤无从体认。已用之项，犹嫌其靡费。欲其更加增筹，自无可能。盖户部之筹饷，又实为守旧势力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由上，不难看出清流士大夫对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态度，大多是不支持，甚至反对。那么，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海军，自然是其仇视的对象，不仅不会支持，相反还会处处刁难。此也为慈禧制衡曾国藩、李鸿章之手段。
上述即慈禧太后主持国政时的政局，外廷由恭亲王奕訢领导，虽屡经大难，但颇知治术，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是因势利导，专用汉人新兴势力的政策。国内大局既定，海防、边防又亟需筹划，以备西方列强，乃不得不倚恃湘、淮军阀，以资捍御。如何驾驭地方势力，使中央得以长保权威地位，也成为此后数年清朝统治者的中心问题。
李鸿章借御敌为名，开展洋务运动，实借敌自重之策，乃出于不得已；而中央借其御敌，故无削藩之计，能两相无事。然中央亦不愿地方势力坐大，故用清流为其掣肘，而李鸿章亦知北洋海军实无御敌之力，无外敌入侵，还能粉饰太平，一旦有事，则不免上下相激。甲午年，为慈禧六十寿诞，移北洋海军之饷银，为置办寿诞之礼。日人闻之，故有甲午之变。
甲午硝烟起，李鸿章知北洋军无力御敌，故上述力陈和议，而清流则借机攻击李鸿章及淮军将领。
主战派之攻击李鸿章，几于无所不至，不曰贻误大局，即曰别有用心，或则言其性情乖异，年老昏聩。甚者欲遣大臣赴津查其病状，以作撤换之准备。对于北洋所亲信之文武大员，如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李经方、盛宣怀、张士珩等，皆大加攻击。而丁汝昌尤为众矢之的，其次则卫汝贵。枢廷中，军机诸臣亦数受指摘。自翁、李奉命会议军事以后，尤与枢臣不断发生争执，盖主战派清流人士之政治攻势，至是而展开矣。
这又可见中央枢廷清流与李鸿章及淮军嫌隙之深，甚欲置李鸿章于死地。此则可见中央与地方之矛盾，因甲午之战全面爆发，李鸿章欲借敌自强之策全面瓦解，连累整个淮军体系。清流也通过逼李鸿章参战，从而以日本削弱李鸿章之心，亦昭然若揭。
北洋海军在甲午之战中全军瓦解，李鸿章因军队失利，在政治上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清流与地方之争，因甲午之战发生逆转。
主战派在此半年之中，亦颇有其收获与进展，李鸿章本人虽不能撼动，然其声势则大堕，事权亦新削，其亲信人物，亦颇多获罪，此虽因战事之失利，亦半由主战人士打击之效，至于中枢人事上之新调动，则尤大都有利于彼等。
经过甲午之战，李鸿章的淮系军队全面失利，导致在政治上遭到清流的清算。清流借机获得了更多发言权，这一点上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甲午之战毕竟还是输了，必须向日本割地赔款，这也是清流主战派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个结果也沉重打击了清流势力，反而使权柄回到了慈禧太后手中。
中枢决策至是全定，然而在形式上，在文件上，则裁地之议先由中枢大臣建议接受，然后由德宗裁决准行，固无与太后之参也。夫以太后一向之大权独揽，乃于此紧要关键之处，避不出面，以转嫁割地之责与德宗，其自谋可谓巧矣！
甲午之战后，中国割地赔款，皆由清流与李鸿章主持，兵败之责亦由此二派来承担。清流派表面上是由翁同龢领导，实质上是代表了光绪皇帝的态度，清流派中文廷式与内廷二妃的关系亦匪浅。故清流虽欲借日本削弱李鸿章淮军势力，却不料兵败山倒，竟然一败涂地，割地赔款。故清流与淮军乃鹬蚌相争，而慈禧太后实为渔翁，隔岸观火而最终得利。
晚清政局本身因其关系复杂，利益纠葛，故甚难言。而石泉以政局变化为经，以甲午之战为纬，帮我们对晚清历史进行了梳理。统而言之，晚清自太平天国后，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对峙，中央由清流与后党为主，地方以湘军淮军为首，四方势力相互制衡。至甲午之战，清流逼迫湘淮军出战，借日本削弱地方势力，却不料战争兵败如山倒，连带自身亦遭到排斥。我们不妨大胆猜测，甲午之战实际为慈禧一手策划导演，先用清流逼迫李鸿章就范，然后因战争失利先罢黜李鸿章，再排斥清流党，最终将权柄收回己手。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 甲午战争与晚清变局——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