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鉴：专家解析甲午战争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甲午战争，可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新浪特邀请各领域专家，从国际、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析甲午败局的成因，品评甲午战争影响。以史为鉴，启迪未来。本文为历史学家雷颐先生撰写的文章，指出甲午战败的部分原因在于未能以强敌为师。
百余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得不“以强敌为师”。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震动。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维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在书后的“跋”中，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诏定国是明显效仿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也是模仿明治维新。他们知道当时中国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也从明治维新中找根据：“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
他们认识到，日本的强大不仅在于政治制度，还在于以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在《条陈商务折》中，他介绍说日本之变法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建议中国也要设商务局，创办商学、商报、商会，仿效日本设立劝工场及农务学堂，“讲求工艺农学”。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张謇在《代报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疏》中明确主张应“仿日本国家补助商人名目”，奖励私人工商业。
甲午战争时的中国军队， 由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 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的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相反，早在十几年前，日本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光绪皇帝采用明治维新军事改革的办法，进行了以仿照西法编练新军为主要内容的兵制改革，以新法练兵，裁汰旧式军队。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百日维新期间，维新者深知废科举在当时完全没有可行性，所以未提废科举，但提出改进科考内容、方法，尤其是朝廷下令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要求兴办各类实业教育，也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光绪皇帝上谕命令各省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者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全面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有分析、承认仇敌优点的胆量，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惊世之论，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勇敢、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整体性变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然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和体制内外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承认“强敌”的优点，更不可能在实践中“以强敌为师”，对维新不仅不支持还坚决反对。这样，全面向强敌日本学习的维新，确实胜算太小。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来说，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却是如此“后果”。拒不承认敌人的“优点”，不以强敌为师，励精图治，改革振兴，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一个又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来源：新浪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