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局3天4官被抓：水到底多深

能源局爆发腐败窝案，集中在煤电领域

这次被抓的4人，工作履历密切相关，且都和煤电有关

去年5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经财经记者多次举报后，被免去职务。当年8月，发改委内部通报称，刘铁男已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此后的能源局，相安无事了大半年之久，直到今年5月，魏鹏远、郝卫平、许永盛、王骏先后被带走。魏、郝、王三人，一人管煤炭，一人管核电，一人管新能源，其中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因家中现金“烧坏点钞机”而声名远播。

细看他们的简历，发现其中三人共事已久。许、王、郝曾同在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后又同在发改委能源局，都是主管电力工作。当时，许永盛是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处长，后任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王骏和郝卫平则分任电力处处长和副处长，许是王、郝的直管领导。因此一些业内人士怀疑，这次从能源局副局长到核心司正副司长的集体落马，是继石油系窝案后，能源系统内的又一大窝案。

以上三人再加上魏鹏远，要么管煤，要么管电，而煤电一体——中国的煤炭过半以上用于发电，两个领域相关性很强。

能源局第一任局长却曾公开表示，他们对煤电领域的权力还不够大

国家能源局成立后的第一任局长张国宝，曾在2009年公开表示，能源局工作面临的五大困难之一，就是缺乏管理资源。张国宝举例说，“煤炭行业管理的五个许可证，没有一个在国家能源局，核电厂运行操控员考评虽在国家能源局，但发证在国家核安全局，很不顺。”

张国宝坦言，要能源局实施对电力、煤炭等行业的管理，国家能源局任务重，履行职责困难多，但“国家能源局都没有太大的权限”。

事实真的如此吗？以魏鹏远所在的煤炭司为例，其可以审批和核准的项目堪称繁多，包括“拟定煤炭开发、煤层气、煤炭加工转化为清洁能源产品的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煤炭体制改革有关工作，协调有关方面开展煤层气开发、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煤矿瓦斯治理和利用工作。”

再看能源局电力司，他们的职责是“拟订火电和电网有关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电力体制改革有关工作，衔接电力供需平衡”，项目核准也涉及诸多方面，包括电网规划、输电工程、变电站建设、自备电厂建设以及小火电机组关停等等。

由此看来，能源局在煤电领域，不仅不是“权力不够大”，而是触角又多又长，手握重权。

煤电领域的“审批权”，不同于其他，更具特殊性

因“邻避效应”等因素，项目核准上马的效率对于投资人而言至关重要

煤电等能源项目投资数额巨大，但因“邻避效应”、缺乏补偿机制，环评得不到信任，极容易引发公众抗议，核准上马的效率对于投资人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项目越早上马，造成某种既定事实，就越有助于投资人建立与公众、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在博弈时的对话优势。因而投资人会想方设法通过一切方式来加快审批。

2004年国务院实行投资体制改革，投资项目由审批制变为以跑“路条”为标志的核准制。所谓“路条”是指国家能源局同意开展工程前期工作的批文。拿到“路条”即意味着能源项目纳入国家能源局规划之列，才算拿到准生证。

在现行能源项目审批制度下，地方发改委将本地项目获得能源局“路条”作为头等事宜，进京做工作、汇报衔接成为常态，并安排专人负责重点项目的跟踪和协调。在能源局办公大楼的楼梯口外，常年安放着几张装有靠背的椅子，上面坐着到这里“跑项目”的人。

比如，火电项目前期工作成本在2000万元以上。为规避投资风险，在项目启动之前，地方政府或企业首先需要能源局明确项目是否合乎规划。“本来是地方政府或企业向能源局的咨询，变相演变成为发路条，搞审批。必须有能源局复函才能组织前期工作，开展土地、环保、供水、电网接入等支持性文件的报备。”

戴上“维护国家命脉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帽子，不透明更加理所当然

能源局曾在其官网这样宣传能源的重要性：“能源是维系经济生产不可或缺的原动力，是当代人们生活每分每秒都离不开的‘血液’。”又提到了目前的局势“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煤、电、油等重要资源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一些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所以得出结论“毫不夸张地讲，能源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命脉问题。”

既然关系到国家命脉，那就不是你我普通人可以管的了。小到投资几个亿的风力发电项目，大到投资几百亿的核电，从石油、煤炭开采，到电网、油气管网、输电线路建设，能源局囊括了几乎所有能源领域的项目审批。当这些领域恰恰又是被以“维护国家命脉和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垄断而长期不透明，这就使得原本可能独断专行的审批权，更加无从监管。

掌握特殊权力，能源局部分官员最懂“消极就是最大的积极”

消极是能源局官员手里的割肉刀

中国的官场生态很有意思，有些部门要挖空心思主动去索贿，这种索贿暗含一种绑架：你要是不给我，后果你自己可以想。但一旦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是不体面的官员了。体面如能源局刘铁男们，根本不用想着怎么索贿，怎么寻租，只需要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

刘铁男有一句名言，他曾谆谆教导属下“人家请咱们，咱们不要出去吃喝，副省长请我，我根本不理他们，如果要是书记省长请我吃饭，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从能源局以往的办事作风来看，只有地方主动做工作，才有获得审批的可能。

2012年5月11日至12日，重庆邀请刘铁男考查项目，10多天后，能源局正式下发重庆万州发电项目、安稳电厂扩建和合川二期第二台机组等3个新建电源项目共398万千瓦的路条，而此前这些项目被拖了1年之久；常德市发改委披露的信息显示，2012年初，时任省长徐守盛、副省长韩永文专程到国家能源局会见刘铁男，重点推介常德电厂项目；同年6月，时任省长徐守盛再次会见身在湖南调研的刘铁男，推介常德电厂项目。在此一月之后，能源局才下发路条。

消极地什么都不做，这种策略在手握重大的审批权——尤其是能源局这样对企业效率有致命影响的部门，是最流行的方式。刘铁男们不理副省长一级的官，不仅因为这个级别的官员对他本人的升迁不起决定作用，更因为纯粹公对公办事，个人得到的好处可能非常有限，不如静观其变，等着机会自己送上门。

“下放审批权”已经成为面对丑闻的遮羞布

现在一提到改革，就是下放审批权。去年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公告，宣布下放12项涉及能源领域的行政审批权，其中包括水电、火电、风电、电网、油气管道等。这被认为是对刘铁男事件的回应。目前尚不知道最近被立案调查的能源局4位官员，是否全部犯事在下放审批权之前，但官方语境下的“下放审批权”，效果堪忧。

首先，审批权下放到地方，就能避免官员以此作威作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地方官员比能源局官员更高尚，说不定会引发更大面积的贪腐——地方势力更强大。其次，在所谓的历次“下放审批权”过程中，“走样”现象最为常见，出现了“形式上看起来减少，但实际上变化不那么大”的怪象。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总结过三种情况：一是把一项大审批分为多项小审批，如上级规定要砍掉一半审批，下级就把一项大审批分成多项小审批；二是把次要的审批砍掉，把重要的审批保留；三是改变原有的审批名称，不叫审批，而叫核准制、备案制。

另外，很多“下放审批权”实际上是另一种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与其说这是改革，不如说鼓励地方政府大干快上，会导致地方债膨胀和落后产能继续扩展。

在一定程度上下放审批权是好事，但如果不能根本解决下放后的监管问题，甚至下放只是一种形式，做给公众看看，那么只能说这样的审批权下放，是面对丑闻的遮羞布。

结语

自古以来，衙门就有肥缺和清水之分，往往资源越多，差事越肥。而能源局这样资源多监管少的部门，虽然只是副部级单位，却依然可以傲视群雄。

来源：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