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高密度住宅区内，会导致更强烈的拥挤感，并且出现其它负面态度。城市居民所居住的各类楼房，特别是塔楼，使人们之间相互侵入了心理安全边界，必然生出戒备乃至彼此厌恶的心态。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记得住乡愁”。今年中央举行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中被披露的这句话，让人们感到一种暖意。
乡愁与乡恋共存。在城里的，无论新居民还是老居民，都有一种对乡村的亲近愿望。这种乡愁或乡恋之情，本质上是两种心理依赖。一是对益于健康的自然环境的依赖；二是对亲善人际关系的依赖。后者更重要，但偏偏人们对它的本质意义认识不清楚。这要从心理学研究的发现说起。
环境心理学发现，高密度居住环境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恶变之间关系有高度关联。VANVEIET研究发现，住在多层或高层住宅中的孩子，在一些生活技巧的学习上发展较迟钝，且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较富于侵略性，容易失眠，神经系统病变发作的机率较高，社交能力较差。研究者还指出，住在高密度住宅区内，会导致更强烈的拥挤感，并且出现其它负面态度，如知觉到的控制、安全、隐私与满足感降低，与其他居民的关系品质恶化。
上面引述的研究结论，可以解释乡村人际关系为什么要比城市的人际关系亲善许多。城市居民所居住的各类楼房，特别是塔楼，使人们之间相互侵入了心理安全边界，必然生出戒备乃至彼此厌恶的心态。人们所说的居住要“接地气”，其实是需要一种由足够居住空间而伴生的心理安全。居住过密，由此也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毫无疑问，以往我国城市建设基本忽视了人对合理空间的需要，因而让人难以产生乡恋之情。现在全国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八千人左右，但城市建成区内的住宅区的人口密度却多在6万—10万/每平方公里以上。
甚至连一些小县城也热衷给百姓建造摩天大楼。公共领域过大，公务人员办公区在上班时间的人员密度本身不高，下班以后更谈不上有什么密度。工商企业的占地面积也大，很多开发区的疏朗、开阔程度令人惊讶。从省会城市到乡镇驻地，甚至到村庄，几乎都会尽其所能搞大小广场，有点像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格局。
此外，我国许多城市周边的浅山地带并不是适合有竞争力的农业发展的土地，如果适当布局人口，不仅可以提高市民居住品质，还更有利于生态保护，减少政府的生态维护支出，但目前的规划理念似乎与这种认识极不相容。
如果革新规划理念，让居民保有乡恋之情的温馨城市是完全可以建造的。
一是要限制某些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人口数量过多会迫使城市面积扩展，增加居民与乡野环境亲和的成本。
二是扩大居民区面积在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中的比重，例如，由现在的20%左右提高到40%以上。
三是至少让城市的中产阶级能有经济型的独栋住宅，而让政府、企业与社会机构在城市的中心区使用摩天大楼。
四是将城市核心区周边不便于农业耕作的土地利用起来，在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使其既能改善城市中产阶级改善居住条件，又能同时提升植被覆盖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五是考虑到中低收入者的情况，尽量安排他们到接近市区中心区域居住，密度也不能太高。国外经验证明，低收入者离开城市中心区居住弊大于利。当然，极少数巨型城市不必完全套用这几个原则。
笔者做过一些数据分析，按以上规划原则发展城市，依据我国的人口与国土资源条件，根本不用多占农地，就可以达到目的。按我国地理学家的意见，我国大概有近60亿亩国土是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土地，如果规划合理，有3亿亩做建设用地，在保证公共部门与工商业用地的前提下，仍就足以让3亿个家庭有建设独栋房屋的土地。
实际上，我国目前城乡建设用地已经在4亿亩左右。此外，60亿亩以外的更大面积的国土，仍然可以被保护为原生态土地。简单说，让中国人住得舒服一些，根本不需要多占耕地，也不需要减少生态安全所需要的土地；真正需要的是改变土地规划理念。
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密度高过我国2-3倍以上，但它们的老百姓居住形态要明显好于我们。以荷兰为例，它的人口密度是我国的3倍以上，但不仅它让老百姓拥有低密度的居住方式，而且还形成了很高的城市经济密度，其人均收入水平居于欧洲前列。
欧美国家的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和我国差不多，但他们城市的居民居住区的人口密度要显著小于我们，这是因为它们的居住区占城市面积的比重大，通常要在45%左右，是我国城市同一指标的2倍以上。
北京的城市规划理念也应该做出调整。目前，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北京的CBD究竟在哪里，几乎到处是公共机构或大型工商企业的地盘，而大部分居民区的空间却异常局促。城市周边的许多土地又在各类度假企业手上，如果不是公共部门的需求支撑，其经济密度会低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另一方面，北京市又发展了少数占地过宽松的高级住宅区，有的人家占地在3亩以上。
进一步改善北京百姓的居住品质是有可能的。北京要成为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必须让城市崛起、壮大中产阶级，而为他们提供经济型的独栋住宅应该是必要的。把现有从房山到平谷的浅山地带的土地规划好，再加上合理利用平原地带的村庄用地，一共有400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可资利用，完全可以让500万以上居民的居住品质有根本性变化，并且与北京打造“森林城市”的目标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如果这样一个目标实现，我们的政府功莫大焉！笔者相信，本着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大胆调整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党国英
(本文作者介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