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小航)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梁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他曾述及与康有为的一段争论：“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故称其“老康”。
这则史料，我在胡适的书中，至少读到两次。1930年10月8日，年过七十的白头老人王照访胡适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来应是《王小航先生文存》的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结尾便引用了这段话。
王照“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戊戌年，他主张多立学堂，以教育为新政之本；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最对胡适胃口。因为他自身便是如此。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一讲，同样是三十余年。
1948年3月3日，胡适复信正读大学、年轻气盛的陈之藩，再次引用了这段争论，并告诫陈“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
堪比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一段回忆录。他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反观现实，在我们身边，“缓不济事”、“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话语正泛滥成灾，“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的告诫却乏人问津，或被视为迂远之论。不要说三年，有些人，连三天都不愿等待，对他们而言，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还说什么深谋远虑、百年大计？
到底有没有时间呢，历史足以证明康有为的错误。中国的转型，确然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然而，如今距离王照与康有为争论的年代，已经超过了百年，转型犹未完成，教育尚需普及，可见时间并非决定性因素，正如王照在三十二年后的感慨：“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尽管在戊戌变法时期处于同一阵营，王照渐进，康有为却激进，王照主张日拱一卒，康有为却主张一步将军，他们争议的关节点，并不在时间，而在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针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王照的药方，是静养，康有为的药方，当属猛药，如其上皇帝书所云：“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可惜药效过于刚猛，非但不能药到病除，反而加重了病情：康有为们的急躁、操切与轻浮，正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原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用五个“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纲领：“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他开出的药方，则与王照近似：“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后来他在狱中，还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历史不容假设，假如戊戌年的改革，不是由康有为、谭嗣同，而是由王照，以及更加稳健的张之洞、陈宝箴来主导、规划，朝廷能否突围，中国能否自救，谁知道呢。然而我们由此必须承认，改革与时间的关系一向十分微妙，它迫于时间的压力，却最需要时间的打磨；言必称“缓不济急”，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时间头上，正是一种懒惰、懦弱的行为。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康有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像王照这样的主张，永远不会过时；像王照这样的人物，永远不可或缺。他是做事情的人。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语)的中国，做事的第一要务，当是坚忍一心，积微成著，决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王照说：天下事哪有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