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昕
2012年7月1日,是三联的80年店庆。筹备中,我们要编一本纪念画册。用什么作题目,颇费心思。我们想来想去,决定用"激流勇进"四个字。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深感三联80年历史,是走在时代前列,与时代同行的历史。三联有始终如一的文化理想和传统,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一直在不变中求“变”,使自己跟上时代步伐,引领时代潮流。
今天,三联这个品牌,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几年来有过多次网络评选,要网友评出那些读者最喜爱的出版社,无论是评选三家、五家还是十家,三联书店没有一次是落空的,这足以说明了它的社会影响力。人们都说,你们三联是老字号嘛。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三联的变化。说来话长。1949年以前,三联书店前身的三家出版机构,曾经是国统区仅有的三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被称之为“红色出版中心”,但是,三联的历史也曾经被割断。从1951年到1986年,整整三十五年,三联被并入人民出版社,而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实体。1986年,在众多老同志的呼吁下,中央才批准三联书店重新成为独立出版机构。这时,三联又面临另立门户的困难。过往的出版物都留下了,作者和书稿资源也留下了,三联独立时,只有29人的队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虽然是一间老字号,虽然秉承着历史传统,但这29个人,必须白手起家,重新创业。不过,三联的传统给了大家一种理想和信念,这就是追求一流。大家相信,我们可能做不了最大的出版社,但我们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出版社;我们可能出不了很多书,但我们一定要出最好的书。
经过大约20年的努力,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前辈三联人的出版理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联从“红色出版中心”转变为“学术文化出版重镇”。2008年,深圳举办改革开放30年评选30本好书的活动,三联出版的图书竟然在30本中占了6本,同时,三联书店也被评为唯一的“致敬出版社”。这个小小的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很简单:领先一步,推出富有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书。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思想界兴起新学科、新观念、新方法热,三联得风气之先,译介大批现代西方学术名著,把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福柯、本雅明、萨义德等人的著作介绍到中国。在文化读物方面,则坚持范用先生提出的“文化人写,给文化人读”的定位,出版了《傅雷家书》、《干校六记》、《宽容》、《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们仨》等影响深远的图书。为了增强学术出版竞争力,三联整理出版了钱锺书、陈寅恪、冯友兰、钱穆等大师的著作集,还出版了大量中青年领军学者的研究性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些精品书奠定了三联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也形成了三联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的新传统。
我和三联现任总经理樊希安都是2005年调进北京三联书店的。在此之前,樊希安是吉林省出版局副局长,我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我们既不属于筚路蓝缕开创三联历史传统的那一代人,也不属于建设学术文化出版重镇、开创三联新传统的那29人。我们见到的三联,已然是一座高峰。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开出新路,如何使老树再发新芽,开新花,结新果。这实在很困难,因为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产生一种约束力;品牌也是有惰性的,它意味着某种不可改变的内容。而且,品牌一旦产生,就不再属于企业本身,而属于整个社会,要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一个著名品牌品头论足。就像全聚德的烤鸭永远也不能变味一样,三联的基本风格也不能改变。但是和全聚德不同,烤鸭是定型化生产的,不断自我复制就行了;三联的图书,却是每一本都要有创新。同时,因为三联是以“领先一步”赢得品牌的,所以社会对三联总是有所期待。一般的出版社,不出坏书就可以无忧,可是三联不同,好书出少了都会挨批。因为读者是按照自己的期待来衡量三联的,如果你一年中不出几本让文化界满意的、叫好的书,不出几本让读者眼前一亮的书,读者就会说,三联落伍了,过气了,走下坡路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守住江山不容易。我们知道三联不能变,但如果不变,江山肯定守不住,这就是我们的两难处境。
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出版界乃至文化界面临重新洗牌。随着整个出版界转企改制,相当一批出版社股改上市,图书市场被重新划分,一些地方出版集团闪亮登台,而一些老牌出版社的传统领域被纷纷挤占。三联在过去,由于坚持少而精的出版路线,一直是一间“小而特”的出版社,历史很老,名声很大,品牌很亮,但是规模很小,盈利很少。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三联逐渐被挤出舞台中央,被边缘化了,好书也被淹没在书海之中。读者开始对三联不满,在网上抱怨说三联已经进入暮年,老气横秋,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说我们是“六神无主”。三联的盈利状况也令人尴尬,多年来实行以刊养书的策略(用《生活周刊》赚钱养图书),如果把图书板块单独核算,直到2008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2009年7月1日,我们统计了当年上半年三联新书销售情况,发现发货超过1万册的只有1本书。这与全国绝大多数出版社对比,反差强烈。这种情况令我们反思。三联要不要变?我们的出版思路和运作机制要不要调整?具体说,三联要不要介入市场竞争?对于畅销书,是主动策划还是被动等待?为知识界读者服务,要不要兼顾大众读者?这里首先是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问题。我们觉得,三联过去的经营管理模式,有很多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联是被市场逼迫走上做强做大的道路的。从2009年开始,我们调整思路,改革体制,鼓励编辑解放思想,创新选题,抓亮点书,话题书,畅销书。我们先是把原有的编辑室按照学术、文化、大众读物的出版定位分别改造成不同的出版中心,进而又把出版中心改变成出版分社,此外还成立了上海公司、三联国际公司,恢复了生活书店品牌。在这以后,编辑出版部门由原来的5个发展为9个,编辑人员由20人增加到50人左右。分社制明确了责权利关系,大大鼓舞了编辑工作激情和创造力,亮点书不断涌现。很快,大家就发觉,好卖的书多起来了;同时,几位店领导直接参与筹划,组织出版了《三联经典文库》、《王世襄集》、《百年佛缘》、《龙应台作品系列》、《王鼎钧作品系列》、《重启改革议程》、《邓小平时代》、《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等重点出版项目和畅销书。为了加强营销,我们和各省市的新华发行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有这些举措,都促使整体经济效益大幅提高。2008年,全店利润只有800万元(都来自生活周刊),五年之后的2013年,利润已达6400万元,增加了7倍,平均年增幅50%。出书品种和销售收入也都有相应的大幅增加,三联从一个小规模的出版社发展为中等以上规模的出版社,原来一年出书300种,现在变成700种;原来总收入不到1亿,现在达到2.6亿元。
规模做大了,实力增强了,三联在转型,但读者可能没有察觉。这是因为,三联的出版定位和整体风格并没有变。其实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书,哪一本不像三联的书,总是读者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监督,我们要改弦易辙,是逃不过他们的。但几年来,读者认可了三联的变化。这是因为,在求变的过程中,我们强调,守住三个"品字",这就是品质、品位、品格;守住一个原则,就是不为钱出书。这是底线,守住了,无论怎样变,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人们可能会问,三联不需要钱吗?当然不是。三联是企业,不赚钱企业不能生存。其实,以三联的品牌,要坐地收钱也并不难。有人根据时下出版界的惯例,给我们送钱要买书号;有人愿意出双倍的赞助款,用三联的品牌出书;甚至还有一位作家,为了能在三联出一本书,特地请名家画了价值数万元的字画送给我们。但所有这些,都被我们婉拒了,因为三联的品牌无价。也有一些交往多年的作家,拿来不符合三联要求的书,被我们狠心退稿,从此伤了感情。这样的事使我们心怀歉意,但也无奈。三联的标准要坚守,三联的钱要靠好书来挣。我们有一个信念,是金子总会闪光,是好书总会有读者。所以我们坚持出精品,出最有光彩、最有价值、最具特点的书。对于学术著作,我们追求“学术中的思想,思想中的学术”,以前沿性、探索性、创新性为取舍标准,务求一流;对于文化读物,我们注重作品的独特个性,反对一般化,拒绝平庸;对于知识性读物,我们侧重传播新领域的新知识,或者传统领域知识的颠覆和更新;对于大众读物,我们重视的是内容质量,注意保持出版品位不降低。所有这些,其实是在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三联自身的传统。
说到传统,总有“变”与不变的问题。熟悉三联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启蒙民众,参与现实,促进社会进步,这是韬奋精神的精髓,是三联与生俱来的传统。但是几年以前,在一个时期里,三联图书钻学术象牙之塔的偏多,欣赏风花雪月的不少,而富有现实关怀的不足,以致于有的学者甚至对三联产生误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蒙先生写了时政类著作《中国天机》,我们问他,这本书为什么不交给三联出版?但王蒙先生反问,你们三联出这类书吗?这使我们意识到,三联必须更加关心当下社会现实,我们的编辑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2012年,三联高调介入30家出版社的版权竞争,成功取得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的版权。这本书最终成为2013年的重量级畅销书,一年销量80万册,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这一举动,使学术文化界对三联刮目相看,大家感觉到,三联和以前一样,仍然在引领社会思考。于是,接踵而来的书稿,大多是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选题。连王蒙先生也主动打电话,推荐于幼军的《求索民主政治 》在三联出版。甚至星云大师的的《百年佛缘》花落三联,也与三联出版《邓小平时代》有关。这表明,传统是三联的重要资源,不变的传统,对于作者和读者,始终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
传统需要继承,更需要弘扬。我们三联的店训,是邹韬奋先生的一句名言:竭诚为读者服务。在今天的时代,怎样“竭诚”?我们的理解“竭诚”就是要带头倡导服务精神。大家一定听说了,今年4月23日,在世界阅读日这一天,我们开办了北京第一家24小时服务的书店。这件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希望这间书店可以成为北京新的精神地标,从而促进全民阅读风气的提升。当然办这样书店面临很多困难,经营上的压力不说,24小时昼夜服务对于我们也是一个考验,但这样的事情,如果一向主张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三联不做,难道还能让别人做吗?
总之,这些年三联经历了调整和转型,但它所走的每一步都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之上。今后三联仍然会继续面临“变”与不变的问题。具体的做法总会变:因时代而变,因自身发展需求而变,因读者的需要而变,但三联的文化理想,它“激流勇进”的精神永远不会变。
开工第一天的朋友圈,除了几桩令人恐惧的暴力事件外,最温暖人心的,竟然是三联生活周刊这本老牌杂志的网络版的畅销。
文/媒咖君(微信ID:zyh852163)
在网罗了曹景行、窦文涛、马未都、梁文道等一批颇受时下小资们追捧的文化名人为自己站台之后,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移动网络版《三联听周刊》,广告语为“365天听到幸福、读到美”,意思是以前看的这本纸质杂志,现在用手机可以“听”。而且把价格从一年368降到了68,一碗机场牛肉面的价格。
果然,刚一推出,立马受到无数小资读者的欢呼。
我的老同学C先生和Z先生,以及很多同行朋友,都傲娇地晒出了订阅这本杂志网络版的图片,还一边夸奖这本杂志办得好,说希望能从中学到知识,云云。
据说现在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好多万,因为太受欢迎了,使服务器一度瘫痪,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节节攀升。
如果中国的媒体真的分为“市场化媒体”和“党报党刊”(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伪命题),那么三联生活周刊就是标准的“市场化媒体”。在业内人士惊呼现在是“市场化媒体”的“寒冬”,而“党报党刊”高歌猛进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不仅颠覆了这个判断,而且宣告了唱衰传统媒体还为时尚早。
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内容为王”并没有过时,只要内容好,就有人掏钱看。二、专业机构媒体是自媒体无法取代的。这正如现今虽然几乎人人都会做饭,但厨师还是一个行当。
还有一个推论:媒体竞争,不管在哪个平台上,品牌决定一切。别看三联生活周刊网络付费内容有人看,换做别的XX周刊,就不一定有这么多人愿意掏钱看了。
再说说我个人印象中,三联这本杂志。
据说小资们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恋”,而《三联生活周刊》读者对象就是中国的“小资”。该杂志的广告词一度是“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在《三联》的“倡导”下,近些年中国的“小资”们确实获得了不少精神的慰藉。
很多年前,我约访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子墨,当我赶到王府井酒店咖啡厅时,看到一个瘦弱文静、长发飘飘的女孩泡了一杯咖啡品啜,倚窗阅读《三联》时,不用说,就是她了。
记得当时子墨跟我说了她的阅读习惯:“浏览新闻就上网,杂志读《三联》,报纸看《南方周末》。”当时很多传媒人,这个习惯竟然跟她惊人地相似。
那时的确是纸媒的黄金年代。
曾经,在时任主编朱伟先生的掌舵下,《三联》一边吟叹着风花雪月,一边梳理历史掌故,一边不厌其烦地倡导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比如汽车、房子、旅游、美食、艺术、收藏、影视等等“小资”或“中产”们喜爱的话题。
正如介绍《三联》的那样——《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关心时代发展进程,不断从中寻找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起积极作用的主流人群,有较宽的视野,敏感于社会变革;有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新观念;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会阅读专业杂志。当他们希望了解社会生活时,《三联生活周刊》相对权威的一周资讯梳理,可以成为他们了解周围世界的工具。
但我觉得《三联》之所以获得更多尊重,还是因为那些年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而不是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那时,主笔李鸿谷加盟后,三联一度摆脱了”小资”习气而放射出凌厉的气势。
李鸿谷对转型期的贪官、毒品、黑帮等社会阴暗面怀有“无可救药”的兴趣,而他的采访广度和深度也常常让人叹服。据说他2002年的成名作《李真:秘书的权力》曾让该期杂志脱销,以致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专门把三联书店、周刊的领导加上李鸿谷一起叫到了石家庄约谈。后来他的《贪官李纪周》、《广西贪官网》、《河北贪官权力场》、《马德卖官记》等等,我认为就写“贪官”这个群体而言,至今无人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