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密码箱”是中国都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老板们，有的西装革履衣着光鲜，有的皱皱巴巴衣衫不整，人人都手提一个方方扁扁的密码箱。
密码箱里面，自然装满现金。但据说，有人在里面放了许多报纸，或是为了显示“实力”，谈生意更顺利一些；或纯粹就是为了“面子”，为了装阔，假装自己也是老板。不管怎样，真正满装现金的应当还是大多数，所以，才时有抢劫密码箱之事发生。
为防抢劫，又发明了可以上锁的手链，把密码箱和手缠在一起。火车和长途汽车上，又用手链把密码箱锁在行李架上，防偷防盗。真正的大老板做大生意时，一个密码箱远远不够，要专雇保镖若干，提箱若干。
对这种“密码箱现象”，一些初来乍到的外宾或港澳台同胞大惑不解，怎么要用这么大笔大笔的现金交易？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为什么不用支票、银行卡？难怪，他们会被统称为“老外”，就是说他们外行，不了解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国情是开始改革开放，陆续放开了“个体户”、“私企”做生意赚钱。但是，银行的有关规定还未改变，转账、支票只能是公对公，也没有银行卡。这样，私对私、私对公，就只能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密码箱现象”，自然应运而生。
市场经济有需求就有供给，一些企业看准商机，开始生产密码箱。一位南方的朋友下海几年，从卖书、卖电子表转到卖服装，一直不顺，这时也看准机会，借钱办厂，生产密码箱，大赚了一笔，完成了自己资本的“原始积累”。用他的话说，密码箱让他“一扫晦气”，时来运转。此后，他就心无旁鹜，专门琢磨、生产密码箱。生意，越做越大，赚钱，越来越多。没多久，他就成为“大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土豪”。每次来北京，他都乘飞机，那时能坐飞机的，不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公款”，就是这些花得起“私款”的“大款”。随身带的，总是德国“RIMOWA”旅行箱。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经他详说，我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RIMOWA，竟然大几千一个。那时，这可实实在在是一笔巨款。就这样，RIMOWA旅行箱，与“皮尔·卡丹西服”、“老人头皮鞋”一道，成为我最早知道的几个洋品牌之一。现在，皮尔·卡丹西服、老人头皮鞋早已不是“身份”的标志，但RIMOWA仍是。网上常有男女明星出行的图片报道，看到这些图片，我往往会注意一下他们随身带的旅行箱。多数，都是RIMOWA。只是那些“狗仔队”们在详细报道他或她的服装、鞋、包包、皮带、太阳镜的品牌，甚至细到是不是当季产品时，甚至在报道他们推着拉着旅行箱进出机场时，都没有提到他们用的是RIMOWA旅行箱。看来，直到现在“狗仔队”仍然不知道RIMOWA，专业水平还有待提高。这也说明，RIMOWA是“低调奢华”的“高大上”，现在都没几个人知道，二十几年前，知道的更少，用的也更少。
我那位朋友，就是这少而又少之一。但是，他绝不是个讲虚荣、要面子之人，吃穿用，都非常普通，从来是一身皱皱巴巴，应该是从地摊淘来的衣服。唯独旅行，他要用国内当时几无人知更无人用的RIMOWA，而且不止一款。不为别的，不是为了虚荣，而是为了仔细研究琢磨RIMOWA的做工、用料、设计……他总是赞不绝口，想把这些，用到密码箱设计、生产中，立志把自己的密码箱做成中国的RIMOWA。不过，他还有自知之明，当时到处是“宇宙牌香烟”之类，他却总说，再能的人，密码箱也只能在中国做大，世界市场不大，因为这是只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品。
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中国第一张银行卡，又称“珠女卡”，但发而无用，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无人注重。直到90年代初，用银行卡在北京还是稀罕事儿。认识的一位突然走红的“牛人”，有张“香港大老板”给的卡，时不时在北京饭店、长城饭店之类少数可刷卡的饭店请朋友吃饭，结账时总是拿出卡来，一边晃一边牛气冲天地说：“想吃再点，吃完了有香港大老板给咱续。”请饭，是为了炫卡；吃请，也多是为了亲眼看一看只是听说、没见过的可以这边花钱那边续钱的还有些神秘的卡。
虽然“卡”仍稀罕，但朋友中有人敏感，有洞察力，认为中国的“卡”时代马上就要来临，聚会时，不止一次劝过那位“密码箱朋友”及时转产，生产其他东西。但这位“密码箱”却坚信，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卡时代、银行对私企的转账业务会有很大限制，不会发展很快。他为自己找出了一大堆一大堆论据，如当时对私营经济与“和平演变”关系的论述、对信用卡是资本主义鼓励人们透支消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所以密码箱仍大有市场。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马上就证明他的判断错误，银行卡越来越多，银行对私企的种种服务越来越多。自然，密码箱需求锐减。但这位朋友决不认为这是制度变化导致的市场需求的变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论据之中，几乎变成一种信仰。有人帮他分析，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旅游将成热点，劝他轻而易举地改密码箱为旅行箱，但被他严拒。他已经走火入魔，决不承认国情已变，顽固地认为不是自己的产品根本不对路，而是自己产品的质量不好、设计不好、价格太高。所以他决不转产，而是费尽心机地在提高质量、改进设计、降低成本上大下功夫。规模生产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最后他把厂房、设备和自己家的住房全部抵押贷款，急剧扩大生产。短期内生产了大量密码箱，价格降了下来，但产品仍然无人问津，大量积压库存，无法还贷，企业最后破产。
成也密码箱，败也密码箱。从根本上说，他的破产在于对国情的误判，没有看到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密码箱，很快就会被世界通行的银行卡取代。
作者：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