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抵制这个词很火。抵制杜汶泽，抵制陈升，抵制赴港自由行，不一而足。
抵制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价值观或者品味，去抵制一些东西。我知道有人抵制日货，已经恪守多年。也有人抵制《新闻联播》，多年不看一眼。我的朋友中，有这两种抵制偏好的人都有，但我们相处得都挺好。
我很少加入抵制的行列，但我会捍卫别人抵制的权利。抵制杜汶泽和陈升，当然也是一种权利。如果有谁感觉到被杜汶泽和陈升的话伤害到了，他不看杜汶泽的电影，不听陈升的歌，完全是他的自由。
至于我，不抵制杜汶泽，也不抵制成陈升，因为我没有感到被他们两位伤害到。相反，我倒觉得，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认真倾听。难道，中文网络世界里的语言暴力不在大行其道吗？你可以不赞同她的意见，但不能有话好好说吗？
陈升的话，撇开“上厕所关门”这个具体意象，他所指的中国人的公共卫生问题，难道不同样严重存在？就说北京吧，中国的首善之区，随地吐痰的现象绝非个别。我所住的小区到地铁这段两百米的路途上，常年痰迹斑斑，令人不敢直视。坐出租，司机把窗户摇下来，当街就是一口浓痰，也是屡见不鲜的场景。
我觉得，别人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批评，最好的办法，是呼吁同胞们克服掉不良习惯，而不是去激烈对付批评这种不良习惯的人。否则，就正像王小波的《花剌子模的信使》那篇文章所写的国王了。这位国王，面对坏消息的办法，不是去直面不好的事态，而是把送来坏消息的人杀掉。
抵制杜汶泽和陈升，满足了快意恩仇，但不会让世界有什么变化。网络语言暴力还会如常，该随地吐痰的还是随地吐痰。世界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糟。但是，我知道，相比去抵制那两个遥远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艺人，我们身边的一些现象，如果我们去抵制了，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一些唱道德高调的企业家赫然在列。往奶里加三聚氰胺，形同给祖国的花朵们下毒。我相信，如果大家群起抵制，将极大地加大企业作恶的成本，让作恶者有所敬畏，有所忌惮，可怜的中国父母就不至于满世界让人去给孩子捎奶粉了。
还有，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着高速公路收费站，据悉占了全球高速收费80%的份额。驾车从北京到上海要缴的费几乎等于坐飞机去上海的票价。这些收费，长年累月，而使用又不透明，但是，这么多年，没见有人提议去抵制。
还有，至今，农民工的孩子不能在城市里平等地入学，这无疑是一种歧视。这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的歧视，但是，对此，没见到哭天抢地的愤怒，更没见到轰轰烈烈的抵制。
还有，一个香港青年对内地游客当街便溺拍照，让广大内地人民感受到了对自己的歧视与伤害，于是有了抵制自由行的倡议。但是，公权力对民众的践踏与伤害，却少有人发起什么抵制行动。
此外，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称庞大的官僚队伍占用了中国60%以上的公共医疗支出。这种体制性的不公，完全有悖社会主义的初衷与宣言，但是，没见有人去抵制。
不夸张地说，类似的丑恶与不公，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其显见的丑恶与不公平，构成了对国人的日常性羞辱。但是，人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相反，与对于身边的丑恶与不公视若无睹相映成趣，对于遥远地方的闲言碎语却敏感得要命，哪怕这闲言碎语含有一定的道理，也会激起轩然大波与雷霆之怒。
作为德国人，尼采曾经说过，他一听见德国人这个词就反胃，就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他用这种偏激的语言，极言其对德国民族性中缺点的厌恶。德国人没有抵制尼采，相反仍然把他供在思想的殿堂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大和强悍。
我希望，自己身处的这个共同体，不再把民族当作神圣不可冒犯的图腾，而是勇于正视自身的缺陷，做真正的强者。
（刊发时略有删节）
作者：章诗依，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