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拜的陈升最近终于说了：“我反服贸。”
说实话，陈升反不反服贸我没有非常关心，服贸虽然不是小白兔但也不像是大灰狼，服贸无关台湾当局制度的基本底线，远不是什么非黑即白的原则性问题。无论是蓝营的支持，还是绿营的杯葛，都不过是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政党（民众）对重大公共政策的正常分歧与争论罢了。
既然陈升如何站队不是重点，那么为了他的政治表态去欢呼或是谩骂更是格调不高。格调这事很重要，当有人为了杜汶泽的“口无遮拦”抵制某部电影时，或者反过来为了他的“勇敢无畏”特别买票支持那部电影时，我都会特别有优越感。选择看哪部电影是一个多么显示品鉴格调的个人盛事，干嘛要和打鸡血这么没品的事沾边。不过，鉴于我的观影格调是刘德华黄秋生那么高级的，两位大神都那么讨厌杜汶泽，所以我不太会花钱看杜汶泽的电影，除非他出演《一路向西》那种方向的艺术片。
扯远了，虽然我不关心陈升反不反服贸，但对于他反服贸的某一点理由，我却是觉得说的特别有意思。可能让大家失望了，我指的不是陈升说的那个大陆人上厕所会不会关门的问题，这真的意思不大，毕竟，“上厕所”这个词本身就存在的巨大的歧义。我们上个月在香港还纠结于“上街道”还是“上厕所”的无解命题，与这个相比，陈升的“关不关门”倒像是娇嗔而不是责怪。
又扯远了，说回陈升发言中折服我的地方。陈升说，台湾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否让我们日子过得不紧张”，“台湾过去最有钱的时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时代，现在也许是正常的，台湾已经比世界上一半的人过得好”，“我最不喜欢的三个字就是拼经济，应该是要拼活着，用现有的姿态去制造台湾人最爱过的生活，这个办法，不是只有拼经济而已。”
看了这段话，我大约明白陈升在想什么了。在台湾此次的反服贸事件中，虽然反方“反”的基本诉求一致，但背后的理由却是有诸多流派。比如“程序正义派”，他们或许对于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没有那么关心，但却忿忿于国民党通过服贸的所谓“黑箱操作”；再比如“反中派”，负面点说就是“逢中必反”，凡是国民党当局与大陆政府的谈判，均怀着天然的一棒子打死的仇恨与对抗；正面点当然也说得通，当台湾社会的民主和基本价值观受到某种“本质性的威胁时”，他们有权行动。
很显然，陈升不是上述两种“服贸反对者”，他应该属于第三种反对者：反大资本，反全球化。对于他们来说，服贸协议几乎就等同于两岸大资本的沆瀣一气。尽管服贸对台湾经济总体可能有益，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最终的赢家将是国民党代表的台湾大资本利益，而底层与劳工则是潜在的受害者。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左翼”思维，也即网上流行的金句“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于台湾生活方式的维护。台湾本就是一个以“小店主”为特色的经济体，岛内遍布着或许是缺乏与大资本正面竞争能力，但却个性化温情味十足的各类小店，比如大陆同胞最喜欢的夜市和其中千奇百怪的小吃摊头。
陈升持这种观点一点都不奇怪，对于一个音乐人特别是一个“非主流”音乐人来说，“反大资本，反全球化，文化多样性”本来就是这个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政治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甚至可以合理怀疑陈升最近阅读了那本红遍全球的经济学奇书《21世纪资本》。在这本书中，看起来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经济被作者描绘为一个正处于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的危险边缘，资本正在对民主社会的平等造成无法逆转的威胁。
如果你相信这本书所说的，那么，在台湾这个更为特殊的案例中，服贸协议下的两岸大资本合流，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台湾社会平等的威胁？更何况，台湾本就是一个高度重视“均富”的社会，也曾有全球收入差距最小地区之一的良好传统。在这个地方，大谈资本的魔力可能比其他地方更为“政治不正确”。差点忘了，“节制资本”本来也是“三民主义”的重要条目，只是国民党似乎遗忘了而已。
由反服贸衍生而出的“反资本”自然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比如说经济增长。或许是我神经过敏，在我看来，陈升对此的表述比民进党甚至反服贸的学生更为勇敢和坦诚，他将当年台湾经济奇迹时代定义为“不正常的时代”，直言“我最不喜欢的三个字就是拼经济”。或许可以这么概括，陈升的意思就是，为了一些更重要的价值，台湾可以放弃经济增长。而很显然，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其他地方，但凡有执政追求的政党或个人，都不敢如此贬抑“经济增长”这个近乎于普世价值的词语。比如民进党或是其他反服贸的人或许会这么说，我们如果不要服贸，不要全球化，不要对岸资本，台湾经济可以增长得更快。你确定你真相信？
作为一个资深粉丝，我必须为陈升的言论再强行增添一点理论深度。我甚至可以说，陈升说的就是一个“零增长社会”的理想模型，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放弃了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个人放弃了发家致富的人生理想，个人与国家或许找到了各自更为“高远”的目标。比如台湾人最爱说的，建立一个更“良善”，更“公义”的社会。听起来有点虚头巴脑的是不？
不过，尽管我对这种“零增长社会”持保留态度，也千万不要以为我在以描绘一种“乌托邦”的方式来讽喻陈升，与“增长至上”或“唯GDP”的社会形态相比，“零增长”也就没有那么不好了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零增长”以及背后的“反资本”可以说已是一种蔚为大观的全球潮流。
比如说香港。我们或许记得在我们少年时，通过港剧港片所观察到的香港社会中，李嘉诚曾是“香港梦”的代表，他是包括香港底层人民在内的港人心目中的“李超人”。几乎所有港人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希望也能够成为李嘉诚。但这些年呢？就就连李嘉诚自己也沮丧地发现，他已经完成了从超人到“垄断资本家”的形象逆转。现在的港人对于李嘉诚最喜欢说的是“地产霸权”，是充满揶揄的“李家城”。
港人曾经真诚地相信着白手起家的资本主义神话，但在这个时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收入差距、买不起房等“左翼话题”。甚至，陆客自由行也多少因为资本的“光环”而被牵连，港人似乎又一次真诚地认为，即使是牺牲了李嘉诚附身于上的资本魔力，牺牲了陆客庞大不可方物的消费红利，牺牲了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新一代的香港人已不是那个对于金钱和成功无比贪恋的经济动物。当陆客趾高气扬地对港人说出“没有我们，你们早就……”式的话语时，可想而知，港人心中应当是夏虫不可语冰式的不屑。
如果说连自由市场经济的标杆——中国香港都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日本和欧洲各国会如何，也就不用说了。在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实际上在“失落了二十多年”的同时，已接近成为了一个“零增长社会”。我们非常容易听到日本老一辈人类似的感叹，这一代的日本年轻人已经丧失了他们当年战后创业的锐气和吃苦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国家丧失了增长的劲头，个人丧失了发财的欲望。可以说，日本这一代已经习惯了“零增长”的社会状态，并乐在其中。而事实上，日本人的生活状态也并未因此变得有多么不幸福，他们也可以给出和港人台湾人类似的发问：“为什么要增长，为什么要成功？”
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就更不用提了，法国和南欧民众的生活状态与政治取向甚至可以让你怀疑，这还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国，你和一个人谈艰苦创业，谈经济增长，所得到的多半是白眼与困惑，类似“大国崛起”的中式话语，很难在欧洲人哪里找到共同语言，人家要的是享受生活，哪怕零增长，哪怕与资本割袍断义。
很不幸的是，在这个星球上，与沉浸于大国梦和成功梦之中的中国人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可能也就是美国人了。美国人数百年如一日地热爱经济增长，热爱发家致富，这可真是一个奇迹。但当美国人遇见中国人时，他们的这些资本主义特质会被淹没得他们如同“安贫乐道”欧洲人一样。
一个中性消息是，中国人正在“进化”之中。新一代的年轻人正在远离富士康，远离血汗工厂，远离超时加班，远离中国制造，我们在新闻中把这叫做“民工荒”。他们和台湾地区及欧洲各国的年轻人一样，从本质上都热爱生活，也和陈升一样，最需要的是“能否让我们日子过得不紧张”。也可以像梁朝伟一样，闲时到某个地方放放鸽子，也没有必要为了去伦敦纽约放特别加班攒钱，到门口的广场上拗拗造型照样是“说走就走”。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像陈升一样说：“中国过去最有钱的时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时代，现在也许是正常的。”但我也同样相信，这不应该成为“有一天”唯一的价值观。如果还有一些人仍然愿意拥抱资本，拥抱经济增长，拥抱全球化，我将会把小手鼓红。
作者：张明扬 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