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群众没有“闹事”的时候，官方忽略的民意，群众“闹事”后，官方开始“尊重民意”了——这种行事方式，其实隐含者“纵容闹事”的逻辑。
杭州余杭区，因为要建一个大型垃圾焚烧厂，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正在走向这样的结果：1,政府承诺，不征得群众同意就不开工；2,刑拘参与打砸、焚烧的人。
这个结果，可谓是“两败俱伤”。政府原本“想干的事儿”，暂时干不成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被抓了。
出现这样一个结果，似乎是不得已的。如果政府继续上马项目，显然是漠视民意。如果不抓捕“暴民”，显然是容忍暴力事件。当暴力事件发生后，既不能漠视暴力事件中的民意，也不能放纵施暴者。所以，只能走向这样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不管未来杭州如何汲取此事的教训，但这个事件本身，更像是一个零和博弈。
这样一种状况，在多个地方都出现过，以当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为例：
2008年6月28日，因对贵州省瓮安三中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死者家属聚集到瓮安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7月12日，据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瓮安“6.28”事件专案组组长彭德全介绍，已查获瓮安“6.28”事件涉案人员217人，查清涉案人员355人。该县原县委书记王勤，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海平，遭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闹事”的被抓、“当官”的被撤，两败俱伤。
一个地方出现群体暴力事件，是当地官方和民间互不信任的表现。而最后导致的两败俱伤，往往会加剧官方和民间的裂痕和不信任。
官方媒体在瓮安事件之后，发了一些报道和评论，报道那里发生的变化以及当地政府汲取教训如何如何。
2012年9月9日，新华社刊发报道披露瓮安县委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并在旁边建立“警示教育馆”，时刻警醒所有党员干部，永远也不能忘记惨痛教训。
2014年1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透露，当年被“暴民”焚毁的县委大楼，依然瓦砾残存、火痕可辨。瓮安事件后，县委书记大接访、千名干部大巡访等“五大访”活动，与机关干部驻点帮扶、万名干部下基层等已成为长效机制。全县400多名机关干部在驻村期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公安干警开展帮扶“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等为民服务活动，5年来，为群众提供上门服务12万多次，办实事好事1万多件。
总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的意思就是，瓮安乃至贵州汲取了瓮安事件的教训，并将瓮安建设成了“和谐社会”。
瓮安现在是否真的和谐，我不知道，但相信当地确实做了很多弥合“裂痕”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防止再次出现“暴民”和“暴力事件”。换句话说，这等于承认，以前出现“暴民”和“暴力事件”，是因为官方有些工作没做到位。
但是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我看到微博上有人说：杭州垃圾场建不建可以讨论，百姓表达民意情绪激动一些也可理解。但诉诸暴力，必须坐牢。说理归说理，表达民意归表达民意。袭警、堵路就是要从重从快打击。
这话说的也有它的“道理”：打砸、堵交通、袭警，应该打击——可这几乎不用我们“建议”，官方一定会打击的。但这个道理也有幼稚的地方，你说建不建可以讨论，你找谁讨论？谁跟你讨论？如果没有此次暴力事件，官方会承诺“不征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项目一定不开工”吗？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不征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项目一定不开工”的态度，会有暴力事件吗？
如果，群众没有“闹事”的时候，当地官方蔑视民意，群众“闹事”后，当地官方开始“尊重民意”了——这种行事方式，是滋生暴力事件的土壤，活着说，这种行事方式，隐含着“纵容闹事”的逻辑。早点尊重民意，为什么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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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涛 媒体人。
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