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末江苏靖江自来水取水口水质异味事件后，笔者查看有关“水”的两部基本法律——《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文时，惊异地发现：
2002年修订后实施的《水法》，其第六十七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恢复原状，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2008年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其第七十五条则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顿。”
同样是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处罚，何以两部法律会有相差10倍的处罚？
上述《水污染防治法》的第七十五条，系修订之后的新增法条，但是新增法条出台后，立法机关并未对相同的违法行为在《水法》之中的处罚条款作出废止说明，而是让两个忽高忽低的处罚规定并行实施了长达6年之久。
带着满腹狐疑，笔者在所能查到的公开报道和学术文献中，发现至今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在环保部网站上，笔者查到了环保部给北京市环保局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的“环函（2009）142号”。很遗憾，这一“复函”只是七十五条的简单重复，只字未提与《水法》中的相关条款如何衔接，也没有对这种有10倍之差，明显不妥的条文做出任何补救。当然，环保部并没有擅自解释法律条文的权力。
过去人们谈到“选择性执法”时，往往指甲乙两地的人民法院对相同违法行为，哪怕执行同样的法律条款，判决结果完全不一样。这种“选择性执法”，往往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或司法腐败原因。但是由于立法上如同儿戏所导致的“选择性执法”，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司法不作为。
以上述两部法律来说，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这一违法行为发生后，是否服从县级以上政府的命令，引用不同法律，至少会产生四种结果：
按照《水法》，被县级以上政府“责令”后限期拆除的，就没事；逾期不拆除的，罚款五万到十万元。而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即便已经限期拆除，也要罚款十万到五十万；如果逾期不拆除而被强行拆除的，罚款五十万到一百万，且费用自理。
这样的法条，为执法主体留下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且执法中的违法成本奇低无比。同样的违法排污，既可以按照《水法》执法，也可以按照《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想“宽大”一些，以《水法》为处罚依据；想“严格”一点，以《水污染防治法》为执法依据。对违法主体来说，天经地义地希望从轻处罚，如何才能使执法主体减轻处罚呢？方法就是利益输送，或是秉承地方主政者的意志，顾全发展经济的大局，就轻不就重，按照《水法》而不是《水污染防治法》执法。
这种同时给执法者“送财神”和“挖陷阱”的法律条文，使正直的执法者无所适从。反映在地方性法规的衔接上，出现“对抗”上位法不可避免。比如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明明是实施《水法》的条例，其处罚标准“接轨”的却是《水污染防治法》。严格来讲，这一立法有违反《立法法》嫌疑，但为现实计，恐怕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根据笔者的查阅，发现各地方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问题，偏向于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处罚标准出台地方性法规条文的，多集中于最近一两年。这大概与目前各地饮用水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不无关系。但反过来也可推知，过去些年，很多地方的环保执法部门，哪怕是出于配合地方发展经济这种“公心”而不是私捞好处，也会对水污染问题睁只眼闭只眼，以执行《水法》的低处罚标准了事。只有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责任转移到自己头上时，才“想起”治理水污染也可以“依法”加大处罚力度。
而即便是100万元的顶格处罚，对一些水污染事件来说，不过是“罚酒三杯”。比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一化工厂硝基苯精馏塔发生爆炸，致使约100吨硝基苯流入松花江，事后“顶格”罚款100万元。时隔五年后，同样是松花江，2010年7月28日，吉林省永吉县一化工厂和一家公司的库房被洪水冲毁， 7000只左右的物料桶被冲入河道，流入松花江，对松花江环境安全造成巨大隐患。事后如何处罚且不论，厂方倒是马上叫屈：“纯属意外天灾。”
自2004年至今的10年中，中国发生了47起影响较大的水污染事件，据《法制晚报》记者的最新统计，被判触犯了《刑法》之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刑事法律条文的，有6起，最高刑期为5年，其中并不包括2005年的那次松花江水污染。
说到水污染，很多人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大量存在的高耗能、高污染低端产业是罪魁祸首，这不无道理。但是上述“牛栏关猫”似的法治环境，难道也是低端产业造成的吗？
低端产业要转型，有时候难度类似于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但是把相关法律条文捋顺一些，难度并不大吧？
作者：任大刚，男，四川人，作为编辑和管理新闻评论者，担任过东方早报评论部编辑和主任数年，其实志在学术，出版过《与孔孟对话》一书，后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