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177名学子联名写了一封信，为复旦投毒案的凶手林森浩求情。他们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的同学“得以生存”。
但被害学生黄洋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他眼中最简单的道理是“杀人偿命”，并且认为求情的学生们太幼稚了，“我的要求政府去严判，判死刑，一定要判他的死刑。”他在采访中还谈到失去孩子一年来，家人的心痛与煎熬。
据说这177名复旦学子来自各个院校，主要是来自林森浩所在的医学院和法学院。他们的求情信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幼稚，反而有着学子们对同学应该有的怜悯之心，和思维方式。那就是惩罚不一定需要死刑；而第一次杀人，不一定非要抵命。
求情信中，一些同学列举了林森浩平时生活学习的一些琐事。比如，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出800块钱，而他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仅200多元。他生活挺困难，但是病人送的红包，却坚决拒收。他还曾给农民工连续服务一周，从始至终都很热心。在他们眼中，林森浩并不是那么凶残的一个人，并且林森浩还是一个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各方面还都没有完全形成，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我不想讨论为什么中国有死刑，而西方很国家没有。也不想在重温为什么学业优秀的复旦医学院学生会对同窗下如此狠手的讨论。但我对给于林森浩一个“得以生存”情愿绝对支持，且惊讶于黄父的“要严判”要“杀人偿命”的态度。一年过去了，时间并没有减缓伤痛，只留给了他仇恨。
这种仇恨，似曾相识。
我们从小听到的词汇中就有：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严打，和我小小时候在大院里面看到的法院关于判处某些人死刑的，名字上划着叉白纸黑字盖着红章的公告。在某种程度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成了我们坚信的真理，那似乎是要为我们遵纪守法施加一种威慑力。
然而，让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故事：
1991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枪杀案：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 3 位教授、一位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及这所学校的副校长安·柯莱瑞。安·柯莱瑞去世后的第三天，她的三位兄弟通过媒体发布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结尾部分这样写道：“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的希望。”
卢刚事件和这封信曾经在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这封信中提到的爱和宽恕让大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爱和宽恕一个杀害你亲人的人？但这并不仅仅柯莱瑞亲人的一家之言，据说主持柯莱瑞葬礼的神父也告诫出席的人们：“如果我们让敌意和愤怒笼罩着这个日子，责备我们的第一个人将是安本人。”
（2014年2月18日，上海复旦投毒案被告获死刑 其父称将上诉。被害人黄洋父亲。东方IC供图。）
另外是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在2000年的南京，玄武湖旁的一套高级别墅。4名江苏失业青年入室行窃，被发现，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案发后，4名18岁到21岁的青年被捕归案。
直到案发后10年，这个事件才被媒体公开。而随之被公开的还有普方妻子佩特拉的父母给中国当局写的一份请求赦免四个青年死刑的信件。据普方夫妇共同的朋友朱丽娅的回忆，一个代表佩特拉的父母的女子在法庭上宣读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德国没有死刑。我的女儿、女婿、外孙和外孙女，四个亲人都死去了，我永远失去了他们。4个凶手被判死刑，也改变不了现实，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免除他们的死刑。如果就是这样，那么这8个人，死的没有任何价值。
（Die for nothing) “死的没有任何价值”朱丽娅说她记得非常清楚。据说现场一个年轻的凶手听完这封信，迅速的抬起头看了看宣读的工作人员，然后，又低下了头。
同时，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德国记者也代表的佩特拉的父母表达了要宽恕杀人凶手的愿望。外交部的回答是“中国司法机关是按照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最高法院判处这四个凶手死刑，立即执行。
这四个人的死，黄洋父亲那里是“杀人偿命”道理。但在普方妻子佩特拉的父母看来“连同死去的四个人一起，死得没有任何价值。”。圣经《罗马书》说：“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 而宽恕，恰恰是很多人不愿去行的善。
回到复旦投毒案，很多报道都提到了林森浩投毒之后的镇静，甚至目睹受害人自己的室友黄洋发病，依然“淡定自若”。似乎和很多犯下伤害他人之罪的人一样，“同理心”缺失。引用《金融时报》中的一篇文章中对“同理心”的定义：“是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一种本质属性，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会损害他人的时候。在这种场合你会设身处地，联想并强烈地感受到遭损害者的反应，形成感同身受的情绪。‘同理心’是人类数百万年进化中形成的高级情感，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它构成了人际互动的底线。”
在前面的两个真实事件中，柯莱瑞的兄弟3人、佩特拉的父母都有着比同理心更丰富的情感，那就是对伤害自己家人的人也会设身处地的联想并感受他们的反应。因此他们选择宽恕，或者说以善报恶。那么要求“严判”黄父，有没有想过，自己失去了儿子的痛苦，是不是同时，也在另外的父亲身上蔓延？有没有想过，“比我一家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同理心，似乎不仅仅缺失在投毒的青年身上，也在缺失在不肯宽恕的父亲身上。
我可能无法深刻理解一个父亲丧子之痛，一个家庭丧子之痛，但是我却知道，假如林森浩被判死刑，那么在这个投毒案中就会失去两条生命，两条同样优秀、朝气蓬勃、年轻的生命。如果不能仇恨中学会宽容，那么我们还会不断的失去，又如何告慰逝者？
2007年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了32名师生，在之后的追思会上，他也在追思之列，陈列于校园的是包括他在内的33个纪念碑。包括是凶手在内，所有的生命的逝去都是我们的悲哀，所有的生命都应当被珍惜与尊重。
像联名写“求情信”的复旦学子一样，我也想为林森浩求情。
这一次，能不能以善抵命？
作者：席越，专栏作家，著有《他们的中国》《先嫁书后嫁人》。在加拿大大学毕业后一直为加拿大500强公司工作，现为加拿大某金融机构金融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