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影子银行风险需要中国特色的化解方案。这应当是涵盖银行监管、金融改革、金融深化，并同步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一揽子方案，在治理和疏导风险的过程中同步构建良好运转的金融市场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恐怕很难用下达到几个监管部门的“政治硬任务”方式得以解决。
去年伊始，中国的“影子银行”被国外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广泛认定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金融风险之一，并成为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或大幅放缓、系统性或者中型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等形形色色判断的重要论据之一。
如同那些更加了解中国经济的少数国外学者一样，我并不认同这些判断。然而，中国影子银行过去几年狂飙突进的规模，银行、信托和地方融资平台盘根错节因此并不透明的结构，长期项目和短期融资的错配、市场盛行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加上房地产市场已经启动的泡沫破裂所指向的资产质量衰变，作为危机后“4万亿”刺激计划的遗产，影子银行的风险正在“读秒”加大。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试图为中国的影子银行框定基本监管框架的107号文、以及随后逐一细化的70号文(同业)、99号文(信托)、26号文(基金)，很大程度上包括未来还可能出台的其他各号文，都未能从金融改革、金融深化，以及中央-地方关系治理的全景判断出发，其核心思想和逻辑基本上还是通过“谁家的孩子谁来抱”的方式、以禁止、限制和“上限”为基本手段，来实现“守住金融风险底线”的“中国特色硬目标”。
风险并不可怕，金融市场的本质就是管理风险。在治理和疏导风险的过程中同步构建良好运转的金融市场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恐怕很难用下达到几个监管部门的“政治硬任务”方式得以解决。对于影子银行以及相关领域的治理和改革，将成为考验中国金融市场监管和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重要舞台。
“影子们“的风险
影子银行本来是一个“舶来”概念，最早由擅长发明新词的美国PIMCO公司提出。按照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微博])的定义，是指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的工具、结构和市场。
根据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权威数据，2012年全球影子银行规模增长5万亿美元，达71万亿美元，相当于被监测国家GDP的117%，低于2007年高峰时期的125%；其在全部金融中介的占比为24%，低于危机高峰时期2007年的27%。
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市场的影子银行包括证券化安排、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等等。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匹配，中国的影子银行略有不同，按照107号文的概括，包括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理财(第一类)；融资担保、小贷公司(第二类)；以及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信托和理财业务等(第三类)。按照德意志银行的估算，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为人民币19.7万亿元(图1)。
从具体的金融产品类别看，同业、表外和理财产品最为被关注。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2009年初至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纳入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同业资产从6.21万亿元增加到21.47万亿元，增长246%，是同期总资产和贷款增幅的1.79倍和1.73倍。从表外业务的角度看，截至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57.7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05万亿元，增长18.6%。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表内总资产规模的38.12%。
此外，截至2013年末，67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计划规模达10.9万亿元，同比增长46%，通过信托实现的贷款占贷款的份额从2008年不足2%上升到2013年的7%(图2)。截至2013年末，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9.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8万亿元，占GDP和存款的比重分别接近18%和10%(图3)。
那么，这些影子们的风险来自何方呢？和发达市场的影子银行风险有很大不同，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风险来自银行、信托和地方融资平台之间巨量、复杂而隐秘的金融安排：由于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僵硬的监管要求(例如存贷比)和利润冲动，商业银行往往通过同业、表外和理财产品实现扩张，例如在资产端将贷款卖给一家信托公司实现高利率的回报(典型地，例如投向地方融资平台)，在负债端则通过售卖“理财产品”实现类似“吸存”的融资。
在这样的几方融资结构中，一系列风险由此埋下了种子：首先，金融机构以较低成本借入短期同业资金(或者通过出售从几周到三个月的理财产品)，再投资于期限长、收益高的资产来获取超额收益，这样就导致融资期限错配，流动性风险加大。
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往往投资于基础设施、房地长等长期项目，需要短期资金滚动的融资，其集中的资金需求很容易引发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波动。此外，信托公司的杠杆率也在不断上升，一些公司的杠杆高达35%。
其次，在负债端理财产品的利率安排中，无论是否有担保，这些产品的利率都几乎没有差别(大约比银行存款高出200个基点)。因此，在投资者看来，这些理财产品和存款没有区别，仅仅是回报率更高。
这样的隐性担保所对应的刚性兑付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助长了道德风险，而一旦出现违约，一般投资者因为无法区分存款和理财产品的却别，极易引发银行挤兑。此外，这也抬高了市场无风险资金定价，引发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不合理配置和流动，并导致监管套利。
再次，商业银行通过表内资产表外化来规避金融监管，将不良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导致信贷风险透明度降低。而金融机构间资金联动性增强，部分同业业务通过多层“通道”包装，结构复杂，资金划转频繁，造成金融机构整体资产规模虚增。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安排中同样也大量存在高度不透明的问题。
最后，从地方融资平台的角度看，在融资来源的存量上，地方融资平台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图5)，而银行贷款又多以房地产为抵押(大约占到80%)，而在银行的资产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以及地方经济增长的放缓，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下降，一些资产已经出现问题，这导致了抵押品价值下降，也直接导致银行资产的恶化。
从增量的角度看，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逐渐转向公司债，对地方融资平台隐性担保心理预期，强化了刚性兑付的心理预期，这对于形成有序违约的市场纪律极为不利。
“十招”化解方案
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风险需要中国特色的化解方案。在我看来，这应当是一个涵盖银行监管、金融改革、金融深化，并同步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一揽子方案。
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列表：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有了市场化的存款利率定价，大量的理财产品就可能转化为存款。
去除隐性担保，有序打破刚性兑付。这有助于投资者通过不同利率来区分存款和真正理财产品的区别。
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机制。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也是一个成熟金融市场的前提，全球范围内没有存款表现制度的经济体已经寥寥无几。
取消存贷比考核。在某种意义上，存贷比考核是同业、表外等业务狂飙最大的罪魁祸首，有了BASEL3的流动覆盖比率(LCR)和净资本稳定比率(NFSR)，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少有金融监管者还在使用这个僵硬的指标，除了监管者觉得对自己方便好用外，这个指标恐怕已经一无是处。
同业存款交纳存款准备金，表外资产入表，接受同等拨备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这样银行就不再有动力扩张同业和表外业务。同时，加强一行三会监管协调，去除银行和证券等不同部门间理财产品不同标准而导致的监管套利。
清理处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坏”债务(大致估计占总量的20%)；PPP(公私合营)处理未来有前景的债务；同时授予地方发行市政债的权限(预算法的三审已加入)，形成有深度的市政债市场，并在一定期限内置换优质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
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发展债券市场，同时引入海外投资者。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分成。地方融资平台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严重不匹配。地方只享受了财政收入的50%，但却承担了85%的支出责任。“营改增”的推进进一步下降了地方财力。需要在中央-地方收入分成的框架下保证并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分成。
尽快立法开征房地产税，作为增加地方政府财力的手段之一。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支出透明化。在G20的国家中，中国是财政透明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文/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杨燕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