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 《阳光》第171期专稿
官员非正常死亡，并不是特例，但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总是相似。比如，自杀的原因要么因为“工作压力大”，要么是“抑郁症困扰”，官方似乎早已养成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流程。只是，这样的解释未必能服众，甚至可以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越是千篇一律，公众对官员的死因猜测越是谣言四起，人们不惮以最恶的意图去揣度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到最后，官员的正常死亡都可能被妖魔化、非正常化。那么，面对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官方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完美善后、服膺众心呢？
官员自杀善后的捂盖子思维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死亡，总是让人避讳的词语。尤其是死亡的当事人是官员，死亡的方式又是非正常的时候，官方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在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中，大多数官员的自杀原因常常只是寥寥数语，很多并未查清便再无下文。某网站就曾总结，官员自杀善后，官方通常遵循“四字诀”。
快：侦破、发布、火化，一气呵成。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官方的善后工作一定是快字当先。2013年2月17日上午11时，时任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柯建国从办公楼坠亡。据介绍，柯建国的遗体于坠楼当日即被火化，18日便在殡仪馆设了灵堂。这样的速度在类似事件的善后过程中屡屡出现。2011年7月11日上午，时任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在办公室内死亡，7月12日下午就举行了张忠海的遗体告别仪式，遗体被火化。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区长疑被割喉事件，在官员身亡第二天就得出侦查结果：“因精神疾患自杀身亡”。
稳：封锁消息，统一口径。在官员自杀事件发生后，官方一般都会封锁几乎所有消息渠道，相关部门会统一口径，除了新闻通稿，不露一字，对官员评价，一般是千篇一律的“工作认真、为人和善”等褒义词。2011年，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自杀”事件后，当地新闻发布会仅进行了10分钟后就匆匆结束。负责发布的官员在服务员“掩护”下，急匆匆离开，拒绝记者提问。
防：安抚家属，防守媒体。官员自杀后，做好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严格限制媒体与家属的接触也是政府部门的“必修课”。以柯建国的葬礼为例，参加葬礼的人群多为政府人员，一旦陌生人出入，便用警惕的眼神打量，言语谨慎。见记者来到灵堂，便赶紧把记者撵出去，边走边说“请讲些人性”。而在张海忠葬礼上，记者试图向张海忠之子求证“抑郁疾病”一说时，也被一名穿条纹衬衫的中年男子打断。
静：官方对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保持沉默。官员的死亡，往往让官方感到尴尬、无奈，因此官方对很多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过程大多“静悄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学者齐杏发曾撰文称：由于种种原因，官员自杀常常不被披露，经媒体报道的自杀官员，往往限于领导干部等范围。如2003年媒体只公开报道了数起官员自杀事件，但据中纪委特别研究员王华超透露，仅2003年上半年，中国就有6526名干部失踪，8371名贪官外逃，1252人自杀。
之所以对官员非正常死亡官方习惯采用“四字诀”，根子依旧还是“捂盖子”思维在作怪。面对突发应急事件，官方本能地希望能控制住态势，于是捂住盖子隐瞒真相，说话模棱两可，对希望获得真相的媒体与公众严防死守，并迅速给出所谓的答案，这既为接下来的处理行动留下空间，又能通过拖、防、静等手法，用时间去埋没真相。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陈旧的应对思维。但现实也证明，它确实是多年来官方行之有效的紧急事件应对手段。官方这类屡试不爽的思路人们毫不陌生：先隐瞒、再否认、再含糊其辞、直至拖延到不了了之——这一整套事故处理手法，多年反复在各地上演，其最终结果，就是媒体与公众对披露公共事件的真相，往往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相关方面捂盖子隐瞒真相的策略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成功，都为其善后处理保留了回旋空间。也正是因为这些反复上演的成功案例，才让相关部门明白了其中的好处。
自杀真相不该成禁忌
捂住了盖子，遮住了真相，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空间，却未必能遮住猜测与流言。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凡事“捂”字当头，不能及时获得真相的公众，才可能浮想联翩，才会依靠小道消息去获取所谓“内幕”，疑问、困惑、谣言四起。可以说，对官员非正常死亡，越是对其避而不谈，各种流言蜚语小道消息，越会大行其道；官方的权威发言越是三缄其口，揣测质疑过度阐释越会沸沸扬扬。
在一个开放的舆论空间，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应该成为某种禁忌。要真正消弭流言与猜测，就必须打破禁忌，依靠信息公开，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比如，官员非正常自杀，到底是因为身体、精神、工作压力等原因，还是确有腐败、失职等问题，就必须仔细调查清楚，放在台面上给公众交代。若逝者是无辜的，调查结论就应该还其清白；若官员是有责的，虽然人已身亡在法律上不能再追究，但厘清其中责任仍有助于让在生的责任人罚当其罪，避免相关责任人产生侥幸心理。
官场上曾有一种说法：由于潜规则和集体腐败的存在，被反腐调查的关键人物常常或自觉或听人劝“丢车保帅”，选择自杀，一了百了，不仅不再被追究任何责任，以往问题一笔勾销，家人和腐败群体还可得以保全。
因此，要避免官员自杀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生态，甚至成为部分官员规避风险的选择，对这类事件公共部门就必须及时介入、详尽调查，该公布的公布，该追责的追责，官员才不会死得不明不白，公众才不会不明真相。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公职人员自杀事件，政府和媒体往往将之作为重点事件深入挖掘，务必给社会一个完整真实的交代。比如，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自杀后，特区政府立即展开深入调查，并公布遗书等佐证材料，使民众充分了解其自杀的原因。媒体则从临床心理学角度阐释张之琛自杀的原因，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情怀。
只有当官员自杀事件不再成为禁忌，权力运行的所有过程都能拿到阳光下去晾晒，公众对官员自杀事件才会秉持理性的态度，那些清白的官员才能得到公平的名声，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官员才能放弃“丢卒保车”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