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越彻底，失望所带来的怨恨和愤怒也就越强烈；这一点对照贿赂交易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知道，行贿者通常完全无法了解他的贿赂通过中间人付出去之后，幕后的事情将是如何运作的，那完全是个黑箱，付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也无从判断：假如事情……
医生注定是个危险职业
文/辉格
2012年3月28日
上周，又一起患者攻击医生的悲剧在哈医附院上演，造成一死三伤，更可悲的是，报道此事的新闻网页的读者评论中，有大量读者（在一个案例中比例高达2/3）为此而欢呼叫好；这些叫好声，向我们揭示了人性中残忍粗暴的一面，也显示了有些人在伦理问题上不分是非而任由自己的怨恨与偏见恣意发泄的习惯，着实令人心寒。
不过，我们也不必因此而作出“这个社会无可救药了”之类的哀叹，那些为暴行叫好的人，一旦离开网络匿名状态，恐怕也不会如此轻易放纵自己的残忍和粗暴一面，现实生活中，他们多半仍不得不遵守着那些由社会压力所施加的伦理规范；与发自良心的自律相比，权衡得失之后的遵循虽看上去没那么高尚，但对于社会的秩序维持，或许已足堪依凭了。
更值得思索的问题倒是：无知和偏见无处不在，为何偏偏在医疗纠纷中会屡次三番的激化成暴力甚至凶杀？首要的原因大概是医疗过程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认知差异，和一般的消费不同，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常常无法知晓，他付出代价所买到的究竟是什么？
是疾病的治愈吗？许多人会这么认为，其实往往不是，医生所提供的，是按现有医学知识所认为的针对特定疾病的恰当处置，这些处置可能会提高疾病治愈的机会，也可能只是减缓痛苦，或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家属希望“做点什么”的需要，而具体处置手段能够产生这些效果的几率，是很不确定的，对此，医生在事先只能以统计学术语来描述。
然而，对于用统计学术语来表达的机会和希望，一般消费者的理解领会能力有限，况且这些希望究竟有多大，还依赖于具体案例中的大量特定条件，准确的表述将产生一大串“如果……那么……”组成的庞大分支嵌套结构，足以让大多数病患眩晕，所以实践中通常只能用“有很高风险”之类模糊词句来做提示，但这样的信息实际上毫无用处，当我们不得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都会真切的体会到这种迷茫和无助。
实际上，患者既无法弄懂各种医疗处置的作用、风险和必要性，也无从判断一个不理想的医疗后果究竟是因为个体病情的差异，还是医生的过失，同时，他们也缺少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帮助他们做此判断，更要命的是，即便这一点能够在事后辨明，其后果在事后也往往不可能矫正和补偿，人死不能复生，器官切除也难以再装回去。
正是这种彻底无助的状况，让患者不得不对医生寄予完全的信任，将生命交托给他，然而，信任越彻底，失望所带来的怨恨和愤怒也就越强烈；这种反应，对照另一类交易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当一个企业因政策变动或行政处罚等原因而面临灭顶之灾时，常会不顾一切的寻找救命稻草，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行贿。
我们知道，行贿者通常完全无法了解他的贿赂通过中间人付出去之后，幕后的事情将是如何运作的，那完全是个黑箱，付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也无从判断：假如事情最后没办成，到底是中间人吞了钱？还是受贿者拿了钱不办事？还是他努力了但没有成效？或者效果需要耐心等待？还是他的努力避免了本来会出现的更坏结果？
此时行贿者所面临的境况，和被要求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家属非常类似，他不得不完全信任中间人，把整个身家前途交托到他手里；同样，一旦效果让他失望，让他相信自己受骗了（尽管他的归因可能是错误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报复来发泄怨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官员被谋杀甚至灭门的案件屡见不鲜。
对于普通患者，医疗过程同样是个黑箱，这并非医生的过错，无论医生多么专业、细致、耐心的向患者解释他所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上述认知障碍永远无法消除，而且会随医疗技术的日益进步和复杂化而不断加深，即便未来有了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也只能在事后判断和矫正上有所改进，病患在事先的迷茫和无助感总会存在，而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怨恨仍会发生。
当然，医生与受贿者不同，他们的服务是高尚而公开的，因而有机会建立信誉，随着个人、机构和整个行业的信誉提高，患者虽然仍会作出错误归因，但会更少的指向医生的过错和不负责任；不过，这种改进将是漫长而艰难的，短期内，医生的安全恐怕只能靠医院提供更多安全措施，引入安检系统或许是必要的。
作者：辉格 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