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05 日

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文/廖保平

今天是五四运动95周年纪念日。中国人喜欢逢五一小庆，逢十一大庆，这是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日子。然而，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五四呢？

面对五四，我们就像一个混得像乞丐的人，在面对曾经辉煌的先人，纪念是一件挺有羞辱感的事。这样说，是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较五四时物质丰富了、技术进步了，思想却日益枯涸，思想市场颇为萧条，跟五四那蓬勃、活跃的思想市场相比，显得那么的寒酸，我们真的无脸面对，用流行话说叫“汗颜”。

现在一说五四运动，我们往往记住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概念，五四运动经由不断的评价判定，选择性的记忆与选择性的遗忘，已经严重符号化，背后的思想市场图景反而被遮蔽。其实，五四最为伟大之处，不是说它真的就代表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是因为它有思想市场，所以它既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也有非爱国、非进步、非民主、非科学的思想，所有的思想在大市场里相互竞争，互相激发，互相影响，被人们自由选择。

现在回头看，五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是晚清以降，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五四青年傅斯年、罗家伦与五四中年蔡元培、胡适，与前一代人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一脉相承，都是要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

那是一个睁眼看世界，不断向西方学习借鉴，不断审视传统利弊的时代，也是国家开放，政治势微，思潮奔涌，社会自治，民间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我非常赞同学者傅国涌的说法：“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它是文化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而且还是社会的“五四”。“五四”是一个完全的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些思潮如洪水般泥沙俱下，用胡适的话来说是，“新潮之来不可止”。如果要类比的话，五四时代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出，产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影响至今的思想家；五四时代同样产生了一大批令我们仰视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成为那个时代最可宝贵的结晶。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中国历史也就只有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无法忽视的高地。

五四时期的大学无疑是催生思想市场的沃土，蔡元培主持的北大一直被引为大学治理的范本，他主张大学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极力保护大学免受政府和政治的干涉。所以，那个时候，北大会有激进如陈独秀那样散发传单的老师，也有守旧如辜鸿铭那样拖着小辫子的教授，各自为派，自由竞发。

在学生之中又是什么景象呢？当年为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记载有这样的事：“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中文系同班同学因为思想旨趣不同，分成了三拨人，一拨人提倡新文化，办《新潮》杂志，一拨人提倡传统文化，办《国故》杂志，还有一拨人对现实政治感兴趣，办《国民》杂志。一个班的同学思想竟如此分道扬镖，争鸣而立，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学是怎样的活跃与多元。正是行政干扰少，大学兼容并包，才可能有思想之勃兴，大家之辈出。

反观现在的大学，沉疴委实太重：一些大学几乎成了文凭的贩卖场，为官商批发文凭当生财之道；搞课题形同搞经营，是为了切割经费蛋糕；有了课题经费，教授俨然老板，研究生成了打工崽；大学行政化严重，几十个教授为一个处长职位争得头破血流；为了评职称，学术造假成风，对评委大打出手；师道底线整体下移，需要劝告“教授不能跟学生抢女朋友”了，岂不悲哉？

具体到学生又是何情形呢？我道听途说了解到一些大学生沉迷于电脑游戏，虚掷光阴；要么就是不断考证，一切与求职无关的都不感兴趣。学者邓峰在《走过场的大学》里更是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大学似乎成为了年轻人逃避现实的福利院，学生进入里面去，只是为了走过场，混日子。

这样的大学已是思想的死水，还能孕育什么思想市场？还能用思想影响社会、影响时局？做梦！是因为有蔡元培那样的老师，才有那样的北大，才有那样的时代，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为什么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是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别的，是思想，是思想市场。如果我们稍为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以得出结论，是因为我们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才在思想上摆脱了旧枷锁，才有了这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发展。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思想开放有多么大的威力。

然而，我们还只能说在思想上摆脱了一些旧枷锁，还不能说形成了思想市场，思想仍然受到种种禁锢，有雷区，有敏感，有禁忌，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还不能喷涌而出，缺乏思想的引领，是制约我们前进的障碍。当务之争，是宽容思想争论，鼓励百家争鸣，畅通言路，兼收并蓄，让人们有思想可以生产，有思想可以出售，有思想可以消费，有思想可以创造价值，则中国可以为世界文明贡献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