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现在的“萝卜招聘”，玩阴的、玩黑的，搞些见不得人的偷鸡摸狗的事儿，古代的荫补式“萝卜招聘”虽然也不公平，但那是公开透明地玩不公平。
“萝卜招聘”是时下的新词，指为有关系的候选人量身定制的招聘条件或者职位，来达到让关系户成功应聘的目的。由于公务员“逢进必考”，在公务员招录中“萝卜招聘”尤为突出，丑闻接二连三地爆出来，几成一大顽疾。
这些“因人画像”、“绕道进人”的“萝卜招聘”，说白了就是“拼爹游戏”，“近亲繁殖”，不仅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其实古代也“萝卜招聘”，而且在我看来，荫补是最典型、最常见的“萝卜招聘”。
荫补其实是一种选官制度。除了买官（赀选）之外，古代选官制度大致有三：世卿世禄的世袭制；以推荐为主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考试为标准的科举制。
荫补制是世卿世禄制的变种，产生于秦汉之际。《汉仪注》云：“吏二千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这就是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第一，你老子的官级要在二千石以上（省部长级以上）；第二，你老子在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符合这两个条件，可以谋得一个随时备帝王顾问差遣的郎官做，有在皇帝身边工作的职业经历，此后大抵可以平步青云，有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时人视为出仕的重要途径。
魏晋时期，凭门第入仕，荫补受压制。隋唐科举兴起，为维护官僚得利益集团，制定了详细的荫补法（萝卜招聘方案），规定官员依品级荫补子孙: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旧唐书•职官制》)
宋代沿袭唐制，且呈泛滥之态，“萝卜招聘”的种类增加，奉贺表荫补、诞节荫补、郊祀荫补相继产生，“萝卜招聘”的范围也大为扩展。据张希清先生考证，“宋代恩荫补官人数十分庞大。……据推算，平均每年由恩荫制度补官者在500人以上。”（张希清等著《宋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两宋取士之多，空前绝后，320年间共开科130榜，取进士、明经、诸科约11万人，其中正奏名约6万人，特奏名约5万人。平均每年录取进士、明经、诸科等正、特奏名约为360多人，其中正奏名每年也有188人以上，仍远远不及“萝卜招聘”的人数，足见“萝卜招聘”已严重侵害社会公平，引来各种指责。（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即一个人担任翰林学士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而且还会不断上升，范老先生不由得感叹“萝卜招聘”泛滥至极。
清代学者赵翼对宋代“萝卜招聘”也是叹为奇观：“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以是为差……以斯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版P332—333）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拼什么也不如拼爹爽。
于是，我们也就能理解《水浒传》里的杨志，为什么在被逼上梁山之前，“把一身本事，边庭一枪一刀，搏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一个应过武举，曾做过殿司制使小官的他，原本想在官场上混个厚禄高官，只要做了大官，将来儿子就可以通过“萝卜招聘”进入官场。他没想到理想丰满，现实太骨感，竟被逼得落草求生。不过，享受“萝卜招聘”之好处的官员大有人在，不会因为他一个被逼上梁山的好汉有所改变。
“萝卜招聘”源远流长，生命力极强，并没有随有清一朝的结束而结束。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有“顶替”（ 顶名代替）的工作分配模式，即父亲或母亲退休后可招收其一名子女进入该单位工作，这种情况在农、林、水、地矿系统居多。我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顶替”还在流行，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其实也是一种变相荫补，较多范围由官员而及一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其实就是一种“萝卜招聘”。现在没有“顶替”一说了，要求“逢进必考”，于是就生出了新的“萝卜招聘”。
比起现在的“萝卜招聘”，玩阴的、玩黑的，搞些见不得人的偷鸡摸狗的事儿，古代的荫补式“萝卜招聘”虽然也不公平，但那是公开透明地玩不公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天”，当官的就该多拿福利，包括封妻荫子，一家老小跟着享受。你要是不服气，你也可以拼爹，拼不了爹，你也可以努力读书做个当大官的爹，让你儿子也“萝卜招聘”，拿你出去拼。
作者：廖保平 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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