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上，中国学者普遍比较接受舒衡哲“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这一观点，由李泽厚提出之后，学界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抵上是赞同的。
舒衡哲这一观点的来源，似乎来自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二是以1919年五月四日为代表的爱国生运动。对后者，胡适颇有微词，他认为这一学生运动虽然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得原来以启蒙为主的路径转变为以革命救国为主的革命运动，最终导致集体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舒衡哲“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似乎早已蕴含在胡适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之中。
受胡适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区分，我觉得，对于五四时期游行示威的学生也应做一个区分。五四学生运动，可分为以傅斯年、梁实秋为首的理性爱国者和以杨晦、匡互生为主的以情感宣泄为主的暴力爱国者。
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者，现代史对于他们的评价截然不同。对于杨晦、匡互生这样的火烧赵家楼，并且痛打所谓“卖国贼”的学生，许多学者认为他们表现了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匡互生传》一书的作者评价匡互生：“匡互生给赵家楼曹宅点起的一把火，点燃了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火炬，开始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此外，徐百柯出版的《民国那些人》中有杨晦的一篇，题目是《沉默的五四英雄》，其中杨晦的老友臧克家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杨晦火烧赵家楼的行为，许多人都是无条件赞美的。
与对学生运动的赞美不同，许多学者对不主张火烧赵家楼并且后来因控制不住局面回到学校的傅斯年表示了谴责，说傅斯年表现了他的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在我看来，却是应该赞美的没有得到赞美，应该反思的没有反思。
学界对于杨晦以及匡互生的赞扬，依然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主流观点，不如此说，怎显示革命的激烈以及彻底性呢？这其实还是激进主义思想在史学界的一种表现而已。
不过，五四学生运动中更值得称颂的还是傅斯年与梁实秋。傅斯年在当时的做法是意味深长的，他是理性的学生领袖，他坚决反对火烧赵家楼。在傅斯年看来，火烧赵家楼是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爱国的必要前提是守法，不守法的爱国很可能变成打砸抢的群众狂欢。
与傅斯年相比，那些丧失理性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用暴力惩治了他们眼中的“汉奸”。这样的结局就是暴力赢了，文明输了，情感赢了，法律丢了。道德逾越了法律的底线，实质正义抛弃了程序正义。
看到这些暴力行为之后，控制不住局傅斯年自己走了，局势已不是他能控制的了。用道德好恶来取代法律好恶，这是当时的普遍做法。年轻气盛的学生当时觉得真理在我正义在手，理直气壮，倒是长者梁漱溟与蔡元培看出了危险性。当时的梁漱溟，五四过后的两周后，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文中说到：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尊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为人多检查的不清楚，我们尽可以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决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真正理解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面，总觉得只要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情，是有道德的事情，法律就可以不追究我们的责任，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道德远远高于法律。《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多是国人崇敬的对象，其实他们也就是在替天行道的背后，胡乱杀人而已，至于被杀的人的生命，在他们来看，是死有余辜的，他们的拳头与兵器执行的就是法律的效力，这些占据道德制高点进而不惜违法律犯罪的理念，极容易造成忽略法律的暴民政治。
具体到五四学生运动，当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正义感，并且由于人数众多，他们又有了一种法不责众的安全感。正如克尔凯戈尔所指出的那样：“群众所在之处，即是虚妄所在之处……因为它使得个人成为完全不知悔改和不负责任的东西，或者至少由于把责任切成了碎片而大量削减了个人的责任感。没有一个个人通常是如群众一样懦弱的，因为每一个逃入群众之中求取庇护的人都是逃入了免于作为个人的懦弱之中，都贡献了懦弱的份给我们那称之为“群众”的懦弱。”
在当时，没有一个学生提出承担责任，正是对克尔凯戈尔名言的最好验证。
与此同时，当时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胜利则是喜忧交加，蔡元培忧虑的一面在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新潮》中有记载。蒋梦麟回忆说：“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指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也表达过类似梁漱溟、蔡元培这样的想法，那是在罗文干案之后。当时，罗文干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国会的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怀疑他签定“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不干净，甚至有贪污，于是，两人私用国会大印，办了公函，半夜亲访总统黎元洪，要求黎元洪下“手谕”，抓捕罗文干，黎元洪照办了。
当时，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有人问他：“政府抓罗文干，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时机太迫切了，若等合法手续，手续办好了，犯人早逃掉了。那怎么？”
对此，梁启超的回答很幽默，但正是在这里表现了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说：“宁肯让犯人跑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是法律却跑掉了。”
来源：DAJIA
作者：林建刚 胡适迷、巴萨迷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
01
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风萧索。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驶来。
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一撩帘一挺身，健步走下车来。
北大门口，校工们早已整齐分立两侧，齐刷刷地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面面相觑，全都愣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会把校工们放眼里。“校长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不是感觉，是太“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而就在所有亲朋都觉得他前途无量时，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统共就仨人：总长、次长和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还借了两间房屋办公——如此教育总长，真是旷了古绝了今。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句回答，是何等胆大包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客气道谢，然后——出人意料地，接下了这桩委任。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鞠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02
当时的北大，学风不正，甚至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将来好去捞个官位。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师生那时是妓院最受欢迎的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所以顾颉刚说：“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震惊在场师生。
之后，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
而蔡元培自己则为北大设计了校旗。用红色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用蓝色代表历史、生物进化等“发生的科学”；用黄色代表植物、动物、生物等“系统的科学”；白色是七色的总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学；黑色可视作“无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学。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03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
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这个人作息很不规律，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名叫陈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意：“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
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
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这是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中的部分观点也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民国时期。所以在那时，张竞生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没想到，蔡元培竟邀其到北大教授哲学。
于是，有人跑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于是命蔡元培抄录20遍旧学堂之规矩。蔡元培拂袖而去：“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不如待在翰林院好了。”
蔡元培还在北大实行“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本校学生来迟了，反而只好站后边。 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叫毛泽东。
1920年，蔡元培更是做出石破天惊之举——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正因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北大师资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旗手云集北大，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
正如顾颉刚所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04
同为北大教授，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黄侃讲课时，经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后，回击也令人叫绝。他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我的白话电文就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就是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胡适、钱玄同等大力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并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元培的观点。不料，这本书难找得很，四处寻找而不得，胡适逐渐心灰意冷。
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胡适根据书中史料记载，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就这样以身垂范，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顾颉刚回忆：“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某个角落，学生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而在另一个角落，学生则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
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05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其中一个叫克德莱的英国人，仗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信，屡屡缺课，还经常混迹烟花之所。北大评议会讨论决定：规范校纪，予以解聘。
从踏进北大那天起，蔡元培就有一夙愿：建立教授治校体制。任校长才3个月，他就在北大设立了“评议会”。“每5名教授中选举1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而评议会所作的决定，只要是棘手的“恶事”，蔡元培皆出面担当“恶人”，比如开除克德莱。
克德莱被北大评议会开除后，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提出外交干预。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朱尔典也亲自出马找蔡元培谈判。蔡元培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为此不惜对簿公堂，最后“胜诉”，终于平息此事。
06
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后，一个个媒人接踵踏进蔡家。蔡元培便在书房墙上挂了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
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但蔡元培自己却明确提出“男不娶妾”。
这个缘由，必须得从他倡导成立的进德会说起。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提出：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会者均须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入会以后，违反戒律者，将被处罚。
陈独秀、马寅初、胡适等人，选择了甲种会员。蔡元培自己和傅斯年等人，选择了乙种会员。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选择了丙种会员。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在蔡元培率先垂范之下，北大有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技击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
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
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
…………
而毛泽东，参加的是新闻研究会。
社团并起，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
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06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而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令人动容。
出殡之时，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919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见证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
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