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五一”期间安保工作普遍升级，北京市达到了安保的“奥运标准”。警察配枪巡逻如今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常见，中国已不再忌讳谈论恐怖主义的威胁，整个社会对公开部署反恐措施拥有了空前的积极性。
习近平主席要求坚决把暴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对暴恐分子凡“恐”必打，露头就打，他的指示深得人心。发生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的“4·30”暴恐事件再次警醒了中国公众。多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联名发表痛斥暴恐分子的公开信，展示了各民族围绕打击恐怖主义的团结。
中国反恐有着独特的难度，也有着独特的资源和力量。
难度在于，中国的暴力恐怖主义发端于三股极端势力，打击暴恐分子，必须同时把维护民族和谐作为更大政治目标，不能让维吾尔族大众有受牵连之感。西方反恐可以完全集中精力，中国反恐则需随时考虑其对促进民族团结的效果，防止暴恐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抹黑我们的反恐行动。
除了暴恐分子这些公开的敌人，中国反恐还面临西方在政治及舆论上同情、袒护暴恐分子的巨大障碍。中国的反恐同时是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我们尚无法打掉直接煽动、支持国内暴恐分子的世维会等境外窝点。
我们的优势是，中国社会动员起来向反恐投入资源的能力很强，只要我们下决心把反恐当作这个国家的优先任务之一，取得成效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社会的组织程度高，基层民众中可以挖掘的反恐志愿者力量要多少有多少。此外中国的枪支、爆炸物管理严格，暴恐分子很难搞到制式枪械和炸药。迄今为止暴恐分子的作案手段比较初级、原始，他们的平均破坏能力与受到专业训练的国际恐怖分子有很大差距。
我们的城市很可能面临安保升级的常态化，让我们支持这一变化，并且共同承受由此出现的较高反恐成本，包括经济花费上的，也包括牺牲一点生活上的方便。中国的安检点必将越来越多，也更加严格，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要彻底打掉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除了依靠坚决的治安及军事手段，还需要中国全社会精神上的强大，压垮暴恐分子的种种幻想。
这种精神的强大包括，打击恐怖主义的态度要十分坚决，国家大政方针、包括民族政策要很坚定。决不能给暴恐势力任何“指挥”我们如何做的权力，暴恐分子露头一个打掉一个，他们不会给这个社会的运转原则造成任何影响。
我们必须团结，这包括民族团结，也包括内地社会围绕打击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团结。要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暴恐分子的恶行挑动与反恐无关的政治争论，决不能让暴恐分子以为，他们在内地也有潜在的同情者，或者他们有能力制造内地社会的政治裂痕，从而有希望把国家搞乱。
我们尤其不能被暴恐分子的恶行吓倒，我们需要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并且通过强大的追剿，坚决把恐惧留给暴恐分子。
反恐在西方是当战争来打的，中国虽没这么叫，但暴恐分子已经发展成为这个国家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对敌人一要消灭，二要精神上击垮。恐怖主义在中国兴风作浪，这种错误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惨败。▲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