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纪委监察厅4月29日向社会公布，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王晓林、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等因严重违纪分别受到党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杨光成、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程孟仁相继落马，短短两周内，3名原交通厅长被公布查处，再次引起舆论热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领域的“前腐后继”?(5月2日《新京报》)
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令交通厅长的“高风险”特征再次凸现。官员贪腐，并非无成本的生意。按理说，每一次前任厅长的落马，对于后任都是一次风险成本展示，都足以警示后任者贪腐成本之高。为什么在此情况下，每一个新任厅长仍然愿意选择高成本的利益追求行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作为“一把手”的交通厅长容易犯事儿，并不难理解。“一把手”意味着大权在握，所以，以权谋私的机会也就更多、可能性更大。近年来，我国交通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大幅攀升，投资来源逐渐以地方融资为主，但许多地方普遍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和投资、建设、监管、使用“四位一体”的体制。这种体制尽管具有通过行政职能推动项目引资、融资的优点，但弊端很明显：交通厅领导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和企业领导，官商一体;既当工程业主，又当工程监管，建管一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往往重大决策一个人说了算，容易导致权力部门化、权力个人化。
贪腐并非只是人性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不仅要让公众相信法律，还要让公众相信行政的公共性是可靠的。因此，仅仅让公众看到官员受到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应让公众看到：行政体系有能力划出红线，令官员不敢逾越。
交通厅长们“前腐后继”，是因为权力部门化、权力个人化，折射出的是行政体系亟须加速改革。让官员固守应有底线，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决策机制。行政审批权的发放必须从过于集中向分散集中转变，从内部定夺向社会透明转变。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监管机制。除非我们能从源头上缩减交通厅长手中的无限权力，并对这些权力实行彻底的制约制衡、充分置于监督的阳光之下，否则，“前腐后继”还会上演。(文/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