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电：那些我们能做的事】
今天的华人社会，任何重大议题都难以被孤立看待。当林义雄以禁食的方式诉求停建核能四厂成为牵系台湾朝野的头等大事时，对岸对这举动背后的脉络却相当陌生。台湾人反核，和台湾以外的人有关吗？我于是想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和香港有关。
上个月是福岛核灾三周年，香港有民间反核团体再度呼吁市民警醒，按照目前香港的食物辐射标准，每公斤含1000贝可（Bq）的高辐射食物（每秒可释放1000次辐射）也被允许进口，对比一下台湾的上限标准是370贝可，而日本本土只有100贝可。即是说作为日本的最大食品出口目的地，日本国内辐射超标的食物，出口到香港却符合“食物安全水平”。这真是“细思恐极”。
第二件，其实是个能源发展公式：1+1>2——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酝酿与“国家核电”合并重组。
前者要完成战略转型，后者规模本来偏小，珠联璧合对大家都好。从更深层的能源结构而言，始于十年前的煤电联动机制如今左右为难，而中国的常规能源2045年就会消耗殆尽，煤电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小，这还没计算煤电链的外部成本里所涉及的环境影响。而发展核电链，看起来大有前景又现实可行。
主流论述中的核电是一种清洁能源：大陆普遍认为发展核电是基于电力消费刚性需求和碳减排目标的必然。而在香港，核电议题的讨论直接和电费挂钩。业界传递的是核电“洁净、便宜、安全”，中学地理和通识课讲到核电课题时，会告诉学生核能“高效、洁净、零排放”。
真的全然如此？让我们回到文初的台湾。
核安全是个古老命题，而今天台湾高达七成民意支持废核，最直接原因是福岛的冲击，台湾和日本的地震发生率高于全世界平均值30倍，前车之鉴让台湾人真的害怕了。其实早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后，反核活动已经在台湾展开。“核四”在民进党上台后曾一度被叫停。而建厂工程中所累积下的违规、事故、与贪污弊案，近几年也被接连爆出。2012年“核四”的设备采购贪污涉弊时，台电声称只是操守瑕疵，核电厂本身安全无虞——可惜台湾民众并不这么看。
福岛事故本来就已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核安全观念，日本民族严谨至此，在灾难面前都束手无策，更何况还没投产就纰漏丛生的“核四”？
去年，日本前首相菅直人访问台湾时坦言，核灾发生前，他也曾天真地以为日本的高端技术足以应对核厂所发生的事故。可事实证明，核电风险，人类根本无法承担。从核电技术出现以来，平均每20年就发生一次重大核灾。
菅直人说：“不想重蹈覆辙，只能核电归零。”
（图注：《日本的切尔诺贝利：被遗弃的福岛》组图之一：时隔两年，三原雄三与妻子优子身穿隔离服重回浪江町，在空无一人的街道。图片来源央视网）
【万劫不复始于“蔷薇色黎明”】
核电的发展史，一路都由经济利益推动。深受过核武伤害的日本，就是个最讽刺例子。
菅直人曾说过：核电最早是为核武而生，建反应炉是为了研发核弹，所以核电并不是最好的发电方式。艾森豪威尔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核能和平使用”演说，世界核电史从美国利用核能发电正式展开。而日本当时刚经历原爆不久谈核色变，美国就想把“和平利用核能”引入日本作为对日的一种“心理战略”。
NHK在1994年放映的纪录片里，描绘了当年怀有很高政治野心但因被判为甲级战犯只能离开政府、转而做起《读卖新闻》老板的正力松太郎怎样协力美国CIA在日本宣传“核能正常化”的历史。美国“和平原子能使节团”1955年到访日本，正力在他的报章和电视上大力宣传，其后更通过声势浩大的核技术巡展、宣讲、书刊和影片，帮助美国冲淡日本民众恐核愤核的情绪，转而建立起一种核能将使“人类从自然制约中获得解放”的观念。就连广岛废核运动中的重要知识分子今崛诚二都认为核能时代即将迎来“明光包裹着的蔷薇色黎明”。
“蔷薇色黎明”实际上是被“经济利益”所包裹。1963年开始，民用核电在日本投入使用，“发展核能”在这个一直恐慌于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被看成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出路，更很快成为国策。对福岛这种偏远地方来说，建核电厂带来的经济效益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福岛第一核电厂就是在当时日本国内这种“和平利用核能”的大背景下开始动工。
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灾前后相隔25年，却都先后证明了核灾的发生总是伴随着“隐瞒真相粉饰太平”。福岛出事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策略都是先隐瞒民众、瞒不住再一一出来反驳。日本官方数据称辐射并未引起重大灾难，但实际到目前为止，完成体检的福岛儿童中，74个已经确诊或疑似患上甲状腺癌，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几十倍。
主流媒体则联同政府，一起淡化核灾对日本国民的后续伤害，引导整个社会自我麻痹。去年底，有日本传媒揭出核灾发生后，福岛政府和福岛县立医科大学分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下协议，规定任何一方都可以为了“防止居民进一步恐慌”，保密辐射量度信息和致癌数据。但就算那些隐性的、远期的辐射伤害能被暂时掩盖，高浓度放射性污水不停泄漏，却根本没法像安倍所说的那样被“完全封锁”。直到今年2月，又有100吨污水流出——同类新闻在过去三年里不断重复。
大量放射性物质被释入日本周边海域，而对香港来说，最切身的疑虑是那些在日本本土不能通过“食安水平检测”的海产、农产品和茶叶，却正在完全合法地被运来香港，再被市民吃下去。吃进体内的辐射看不见摸不到，细胞受损变形后也没有即时影响，非要等到多年后致癌效应显现了再去正视，不是太短视吗？
难道只有发生了的悲剧才能够被我们所注视？这其实是台湾展现出强烈的“反核”意愿后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图：在福岛核灾难两周年前夕，日本东京上千名市民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日本退出核能。）
【香港距离核灾有多远？】
近来香港最受关注的本土电影是《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而它所改编的同名原著，是我个人认为高登文学（本土网络小说）中最有想象力的一部。《红van》的好，在于它科幻式的“预见”具有某种反省能力。整个故事建立在2019年深圳大亚湾发生核爆这科幻基础上，将先时空推向未来日本，再拉回眼下香港——福岛让作者受到启发，回过头思及本土，所以这样的文字有所承担。
虽是科幻，却触及到了香港在核问题上的隐忧：一旦大亚湾发生核惨剧，香港就是第二个切尔诺贝利。抛开不谈核灾这种极端事故，迈入老化的大亚湾核电厂将延役20年，继续供应核电给香港，日常排放的核辐射量也在随之增多。而大亚湾核电基地所包含的大亚湾和岭澳两座核电厂反应炉相连，不出事当然好，但假如——假如一旦出事，福岛多个机组的连环爆炸就是惊心动魄参照。
事实上，香港的核安全隐患和整个广东沿海地区的核电发展紧密相联，命运也与广东捆绑在一起。2010年，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曾提出在广东沿海建立20座核电站的目标，广东发改委主任也曾预计到2020年时，广东的核电比重将占到总发电量五分之一。但这遍地开花的大规模核电建厂里，却有诸多潜在安全疑点值得推敲。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去年已完工但尚未启动的台山新式核电厂（EPR）。这种使用全数码控制系统的压水式反应炉在欧洲仍存在安全标准上的争议，芬兰和法国尚未投产，英国尚未批准兴建。如果台山核电厂投产，就是全世界第一间EPR，技术上出现任何问题都没有参照对象。而它的地理方位，距离香港国际机场只有100公里……假如，还是假如——你说，港人会不会怕？
而上个月已投入商业运行的阳江核电厂，距离香港220公里。我们看得到的它的好是：等六个机组全部建成后，它的减碳效益相比同等规模煤电，等于种了十万公顷森林。但另一方面，它正地处“广州—阳江地震带”上，阳江早在1969年发生过6.4级地震，2004年发生过4.9级地震……这一点相比阳江，台山可能好一些，至少台山核电站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里说“区域范围总体上没有强烈构造活动与地震活动的动力学背景”，不过最近三十年，台山地区也发生过两次4级以上地震……
当香港的业界专家告诉人们核电“洁净减碳”时，为什么不同时告诉他们：核能发电过程中，铀矿开采提炼浓缩铀等至少14个环节仍在依赖化石燃料，只有“核分裂”一个环节“零排放”。而且核燃料棒自身的放射活动并不能被制止，所以核废料不断累积，无法彻底处理，储存的过程则大量排碳，且这些废料需要十万年才能真正无害……当香港的地理课本讲到能源课题时，告诉学生核能“不会释出温室气体”，那为什么不同时告诉他们：核电产生的热能只有约三成转化成电能，其余“废能”都会排进海洋，加剧温室效应。
香港与台湾政府的核电政策中有个共通点：高估用电需求。曾荫权（2010年）曾在施政报告里提出，到2020年，香港的核电比例会上升到50%。不想增加核电输入？香港核学会专家放言：“不要核电又要电费便宜，那不可能。”——为了不要电价贵，我们就得要核电？可问题在于：要“核电”的同时，电费并没便宜。实际情况是那些用电量高、浪费现象重的商户却比普通住宅用户享受更多优惠，“累进制收费”在商户从没能够推行。环境局也不会去思考制定“绿色建筑物”等有效的节源政策。于是变成政府无心节电，还一味强调“港人用电量偏高”。
而台湾政府“不盖核四就会缺电”的说法，同样是建立在给予企业更多电费优惠、大力补贴耗能产业的基础之上。目前台湾三分之二的用电量是工业用电，不去平衡工业的高用电需求，“缺电”并不会从本质上改变。
(图：2011年3月1日，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助推台湾民间反核浪潮走向高峰。2011年4月25日，一名女歌手在表演“宁可裸体不要核能”的讽刺剧，呼吁政府注重安全、放弃核四。）
【反核背后：“新美国模式”与“莱茵模式”】
讨论是否要附从核电，就不可避免要谈回它的源头美国，以及以“新美国模式”为主导的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如果说美国最初发展核电，是为核武进行道德掩护实现“核能正常化”，那么核产业形象在上世纪70年代迅速被“合理化”与“必须化”，则同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工业国家经济衰退、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改变密不可分。石油资源的局限性，迫使各国寻求发展新能源。如今第二大核电国家法国，就是当时为保证电力自主性，确立核能发展方向。而对失去稳定原油供应的恐惧，在日本则成为政府、电力公司和媒体联手宣传“和平利用核能”加快日本核电之路的最大助力。
然而在美国国内，三哩岛核灾却打破了“核科技中立”的迷思，纽约20万人参与反核示威，这股浪潮到1982年更达到了百万人游行的顶点。公众对核电大失信心，直接导致美国国内核电产业此后长达二十年的不景气。直到上世纪末，能源价格攀升和加州的大面积停电，才使美国的核电商业环境有了转机。进入本世纪，政府颁布新的国家能源政策，决定扩大利用核能，2006年更宣布全球核能合作计划（GNEP），向核能开发中国家提供协助。不过美国在核能问题上伸向国外的“协助”，其实早就开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台湾。
从上世纪70年代台湾“核一”启动，直到1999年兴建“核四”，美国最大工程公司“贝泰”（Bechtel）一直以“工程顾问公司”的角色，左右着四座核厂的利益分配。三哩岛核灾后，美国被迫终止在国内增设核厂，核能产业失去经济收益，只能输出海外。而当时台湾并没有开发建设核厂的技术，所以从顾问、设计到建造完全依赖美国。反应炉和涡轮是分别从奇异（GE）和西屋（WH）两大公司购入，GE的设计负责人甚至都没去过现场勘察，就按统一规格设计出反应炉，再同时销往台湾和日本南韩。而美国进出口银行则购买了台湾政府发行的总计十二亿美元（1981年以前）海外债券，作为台湾核厂的施工费。
台湾政府与美国核能产业中心企业（奇异、西屋、和贝泰）互相勾结的“政商关系”，构成了当时台湾“黑金”政治的基础。核电工程里巨大的经济利益，被国民党下放给党营及合资事业分层承包，依序抽取利润，最下层的业者只好偷工减料。1985年，“核三”一号反应炉发生大火，损失高达七十亿，但政府并没向设计发电机涡轮的GE索赔，反而将这笔巨款转嫁回用电者头上。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上世纪80年代台湾刚刚兴起的反核论述，会发现其中有对“帝国主义”输出和整个“核电经济”的严厉批判，并直指“奇异”、“西屋”和“贝泰”是台湾核电暴政的铁三角。
与其说台湾最初发展核能，是一种能源政策，不如说是外交手段。核电经济的背后，充斥资本与政治的操控。所以当我们探讨核电议题时，不该只将其简化为“公投”的民主争议，更该看到核电发展带来经济利益的背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在以跨国企业为载体在世界范围中流动时“单边主义”长驱直入的霸权。所谓“帝国主义”输出，在“新美国模式”下，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替代成更有穿透力更无所不在的强大资本——渗透、影响、改变着生活的一切方面。
而美国“贝泰”当年和国民党党营机关合资在台成立的子公司“泰兴”，今天早已深度介入了台湾几乎所有大型公共建设：天然气电厂、石化厂、焚化炉、捷运、乃至对环境影响作出评估……这个“私有资本”与美台两大政府结盟所开辟的巨大利益，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输出模式——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模型。而美国手里的武器，替换成了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制裁。
如今台湾的反核论述中，“反美”或者说反对符合跨国资本利益的“政经相互作用”的论述十分边缘。但“反核”的实质其实就是如此。它是一种生存抗争，它对抗的对象，不能被简单化定义为政党或体制。因为所谓体制，脱离不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架构。当那个大架构与“在地”的权力腐化等因素共同发展出区域性的霸权和在地的不公平时，就直接引爆人们去“反”。
发展核电的论述与能源、工业、乃至国力需求难分难解，但如果我们能慎思明辨，不亟于去选择拥核或反核的立场，其实已历经十几年核电争辩、最终选择废核转型并被不少能源政经专家视为在做豪赌的德国，或许能为我们的讨论作出脚注。
德国2001年开始提出废核主张，但直到福岛核灾发生前，总理梅克尔都取态支持核能。福岛事故后，德国政府作出了最迅速的反应：总理立刻召集持不同立场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界专家学者，组成“伦理道德委员会”，重新评估德国核电站的安全性。两个月后，委员会发表的评估报告成为德国正式宣布2022年废核的决策基础。而委员会作出的选择，是经过对气候、风险、成本、财务、国际竞争力、进口能源依赖等层面进行全方位激烈辩论后所达成的共识。立场不同的专家们其实分歧很大，但这分歧最后的交集是对永续与责任的考量。
表态永远是最容易的。但表态背后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层层推敲却很枯燥，理解事实后再从辩证的方向去思考、自我否定直到最终产生态度，更加艰难。而以理性严谨为民族品格的德国，所作出的示范是缜密推衍、谦卑决策。他们的谦卑，在于愿意面对“科技有其极限、一旦到达临界点就不可逆转”的真相。核电发展是双刃剑，他们自认相对更付不起的，是带来巨大风险的那面代价。关闭核电站可能令南部断电，但核电并非唯一解决方式，委员会最终的结论是：生态发电迫在眉睫。
“废核”将对工业造成冲击是一种既定认知，然而被排除在核议题之外的德国，作为八大工业国之一，并没打算放弃工业。Bloomberg News今年3月指出，实行全核政策的法国，工业电价明年将贵过德国。其中包含多种原因。德国方面受惠于太阳能电池大崩盘后太阳能价格在全球市场的骤降，以及离峰时刻风力发电的低成本。而法国方面，既要面对核厂老化带来的进退两难，也要承受批发电价在离峰时刻只能贱价出口、可到了高峰时刻国内核电厂又无法增加发电只能高价进口的失衡局面。
能源转型政策在德国能如此迅即实行，背后的经济结构是注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套源于德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莱茵模式”，不同于“新美国主义”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型，而是更强调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则主要是确保竞争环境的平等、自由竞争的公平、和社会保障的安全。这种模型的理想状态是经济效率结合社会平衡，所以较为稳定的社会外部条件被德国所看重。这也是废核能够达成社会共识的内在逻辑。
“莱茵模式”中的高税收与改革迟缓等弊端在此不作讨论，因为利弊从来辩证，正如能源的彻底转型同样要付出高昂代价。只是德国的出发点更多出于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不要把“核电”这个风险交织隐患的难题留给下一代。他们的选择是：把发展再生能源这张压力沉重的时间表，由这代人现时、即刻去面对并着手解决。
在核电议题上，比表态比选择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一代有能力用毕生去承担自己的选择，并且至少对下一代问心无愧。
（图：2011年4月10日，在东京反对核电站的集会时，示威者举着反对核能的标语。示威者还举着三个核能大国的领导人头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图片来自核能信息实时网）
【“核电”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
当专家们举出种种专业的、科技中立的理据去证明核电的优势时，总会让我联想起美国专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执不下：拥护派声称相对于传统食品，转基因食品营养丰富又利于自然资源保护。而“拥核”的专家同样会说，核电高效能又利于减碳环保——这两者难道不是同一套话语吗？用同样科技理性的面目维护着同一套价值。当专家举出各种专业数据告诉我们“核电”安全性已经过精密推演时，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往往下意识认为“我不专业，那么我就不必去判断了吧，交给专家去做就好。那是他们的专业。”
专家当然不会对我们宣讲核电是“污染、成本高昂又危险”的，且处理核废料的费用比建设核电还要高出百倍。如果整个政经交缠的模型不是用经济发展的大论述，把核电集团、研究专家、外包企业、官员、媒体乃至所有会从核电中获益的人（包括期待电费便宜的我们）困于其中，谁又能在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灾难面前依旧这样执着？
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需动用政府军队，而只要用经济的巨大利益、国家的发展神话、以及高效便利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让人顺服、相信与习惯。“利”字导致人的短视。当我们相信了科技理性，在专家的科学说法面前自觉沉默而不再反弹、质疑与追究，当我们认为“核电”是个大命题应该交给大人物去决策判断，而自己是小市民所以只关心现实层面的电费价格，当我们因为经济发展、刚性需求这些概念，默许核电让生活变得更有“效率”更“便利”，我们就成了维护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共犯。
正如村上春树所说：“我们当然必须指责电力公司、指责政府，但同时也必须告发自己。在我们身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了加害者。”我们只有通过“高效”转化核能获得“便利”的电力这一条路可走吗？如果你这样问村上，他会回答——我们的脚步，不能被名叫“效率”和“便利”的灾厄之犬追上。我们必须做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是啊，如果选择放弃如此高效的能源，放着最便捷最快获得收益的路不走，再去倾注技术与资本，费九牛二虎之力发展替代核能的再生能源……该有多不不切实际？
可这指摘，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霸权中的论述。在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中，资本掌控者拥有至高无上能量。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上时，他们就能驾驭所有人的命运。核电体现的正是这种逻辑——方向上以发展为前提，但原动力却是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的决策裹挟了多数人的命运。权力垄断者与资源垄断者高度结合，透过某种科学理性，形构出意识形态霸权。
需要厘清的是，所谓霸权，并不是一两位政治领袖的意志，而是资本在不断膨胀的过程中，藉少数懂得掌控它的人，驾驭了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资本掌控者自身也受困于这霸权。国家观念、经济利益与科技理性糅合成了一个巨大黑洞，当每个普通人（包括你与我）都在迷信这霸权并不断加固充实它的论述时，人人都在做这秩序的共犯。
少数清醒的人不断发声，希望带来一点观念上的转变，让人们逐渐找到摆脱这坚固系统的可能性。
而在以这套资本主义消费结构面前，台湾与大陆，都只是被动地先后加入其中去巩固它的原有逻辑。《华尔街日报》曾将台湾的核厂评为全球最危险等级，相对而言，大陆的核厂会因为地震带与海啸的因素较小而更安全吗？在高铁这种大型公共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尚未完全透明的大背景下，实在很难不令人存疑。高铁能够降速，但核电出现任何事故，都是回不了头的路。资本进入中国的体系之后，结合了更多贪婪、不严谨、以权为上，而这种结合又裹挟了过高的人口密度。无事则好，一旦发生灾难，辐射泄漏所产生的杀伤力和对人们生活所带来的震荡，只会比台湾更严重。
（图注：2011年4月8日在日本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航拍的照片。图片显示受强烈余震影响，油状液体从女川核电站泄漏。图片来自核能信息实时网）
【Alternative Living：The Never Ending War】
中国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曾在文章《中国核安全解析》里说：“人类必须与风险共存，这是个世界观问题”，并援引了《核安全规划》所提出的“运行和在建核设施安全水平持续提高”的“核安全2020年远景目标”，进而指出“核电事故不可能完全消除”，即“绝对安全”并不存在。而这篇文章触动我的是前文中的一句“对于安全，它实际上是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就是它带给人的意义足够大，同时带给你的代价可承受。”
核电带给我们的意义当然足够大，然而，它带给我们的代价，真的可承受吗？比那些核灾爆炸现场即刻见血的教训更恐怖的、需要用未来几十年甚至需要下个、再下个世代去为我们偿还的代价，我们真能如此自信说“我能承受”吗？
每当发生核灾时，哀悼死者、悲悯受灾者不难，然而不让他们承受的灾难与伤痛再度轮回却很难。拥护核电的主流论述，理据大多基于“利益大于风险”，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核能本身的特殊性，在这个议题中，衡量利益与风险的那架天平并不可能对等：天平左边的关键词是经济、国力、利益、效率……而右边，却是“人”——不计其数的“人”的生命，可以被作为砝码，放到这天平上秤重、对比甚至作为代价去交换吗？倘若我们内心深处最牵系在乎的是“人”的价值，那么这看似宏观有理的计算衡量，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从“只能依赖核电”的大论述中脱身的起点，是不麻木于高耗能的消费与生活模式——积重难返，迟早会有到达临界点那一日。科技一朝走到极限，人根本无能为力。难道发展公式只能一成不变吗？幸福生活只有一种模式吗？只有当我们从铺天盖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消费标准中醒觉，才会主动投入参与这些讨论，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摆脱被这个资本主义霸权所笼罩的大系统的方式。
个人经验在其中格外重要，尽管力量对比悬殊，但每一份个体经验，都会带来极难被觉察的细小改变。而这种个人进行独立选择的过程，就是一种Alternative living——它既是“生存抗争”，也是人类智识与能动性的展现。
台湾著名环保作家刘克襄在专栏文章中这样描述Alternative living：平常一两公里的路，他都用步行；三四公里就骑单车；再远的，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自驾。他不会用大量时间上网，也不熬夜点灯写稿，更不会镇日使用智能手机。他重新评估和了解自己家中使用的电器，舍弃浪费电力的用品，夏天时不吹冷气洗澡也少用电热水器。于是他发现，电费从每两个月三千元新台币降到了一千左右。这简单而节约的生活实践，令他从而相信，自己的生活可以不依赖核电支撑。“假如现有核电提供生活一半电力，我不要时，很显然我还是可以过得相当愉快。更何况，它只占及四分之一。”对这四分之一说不，他依然活得很好。推己及人，“废核不尽然会过得拮据。”
没有固定的金科玉律，“只能依赖核电别无选择”的论述时是在消费霸权下形成的知识结构。所谓Alternative living即是人要拥有批判性思维，要发动自己所有的智识，也要能够做出一些牺牲。牺牲会带来多少不便？譬如少些依赖电子产品、夏天不开冷气尝试洗冷水澡、用低耗能家电；这思路推衍下去，就会不喝瓶装水、随身携带环保袋、不用泡沫饭盒、使用再生纸……牺牲一些令人过分安于懒惰的便利，每天都用极其微小的推动，去一点一滴积累和促成生活方式的质变，这是最私密个人的抗争方式，却能在每处细节的反抗与反弹中，带来不知不觉循序渐进的改变。
说易行难。“改变”就像自己与自己的习惯展开战争，但敌人其实是骄纵你去习惯的那个大的消费结构和漠视个人价值的资本秩序。又因抗争对象狡猾地隐匿于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这也是一场Never Ending War。
而强调“在地经验”同样重要。如果德国认为他们有机会在2020年转型依靠再生能源，那么道理对其他国家同样适用。技术优势应该被拿来在用在刀刃上，助人逐渐摆脱核能的捆绑。石油200年后同样会用尽，人迟早要面对寻求新能源的严峻。IBM正酝酿开发的一种太阳能收集系统，就试图用一些低成本的镜片和建筑设施，收集能量，同时循环用水，性能预计比现在的太阳能收集系统提升2000倍。如果能以此替代煤炭，也同样能产生电能。而巴西圣丽塔-杜萨普卡伊市的监狱则在推行“发电减刑”：让犯人骑脚踏车进行人力发电，踩16个小时减刑一天，产生的电力则被分配给路灯照明等公共设施。
2001年，为回应当时台湾社会对“核四”的争议，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报告中公布了一份《“核四疑虑”问与答》。其中对质疑“为何不采用水力、风力、太阳能等能源发电？”的回应是天然条件受局限：台湾除少数海岸岛屿外，风力资源十分有限。而太阳能方面，又受限于有限土地面积，不能大面积铺太阳能板（其实屋顶、墙面都可以应用）。而这些“局限”，对中国大陆而言，却完全可以转化成开发“在地”再生资源的提示——台湾没有的天然条件，大陆都有。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需要的大片土地，在广袤内地根本不是问题，而风电在全球市场更有每增长一倍成本就下降15%的优势。台湾社区营造（community
development）经验中的“在地性延续”模式，则可以作为善用太阳能的借鉴：在发展农林牧为主的二三线小城市建设小型太阳能电站，城区内部用电就能自给自足。类似的技术当然还有氢能发电，因为燃料电池（fuel cell）的发电效率在各种发电方法中最高，水原料又不会带来污染，属于理想的再生能源。
虽然通过应有这些技术去全然取代核能，听上去遥遥无期“不切实际”，但如果我们的思考目标是以减少对核电这个大系统的依赖为前提，那么每减少一分，就多争取到一分生存空间上的可能性。假如用再生能源能减少四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核能依赖，我们就相应多了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的Alternative living…….至少这些，是我们能做的事。
谨以村上春树的句子作尾：“在这个集体动员的大行动中，像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职业的人，也有我们能做的事。”
（图为2013年5月26日，约500名抗议者在立法院楼前摆出’STOP’字样，呼吁关闭核四。）
作者：贾选凝，香港媒体人，文化评论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