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城市在城镇化背景下，开始大规模造城运动。这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重要原因，不仅给当地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也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发现，我国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有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其中一个省会城市要新建13个城区。不仅如此，部分新城新区规划面积逐年增加，例如某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
大规模造城运动背后的逻辑是认为，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实际上是误解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城市的扩张是随着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提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因此，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用人为的城镇化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种因果倒置的举措，不但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好比一个人看到有钱人都开宝马，就误以为有宝马就可以成为有钱人，于是砸锅卖铁、东拼西凑买了一辆。他会因此变成有钱人吗？当然不会，而且由于超出自身能力和收入水平去消费，他现在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
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重要原因，不仅给当地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也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经常看到有人拿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征和相关指标来套现在的中国，两者之间如果有差距就认为中国的指标不合理，应该通过政策予以修正，似乎不这样做中国就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中国投资率太高，接近50%，发达国家投资率不到20%，与之相应的是说中国的消费率太低，因此提出中国应该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殊不知，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投资率也很高，现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更新高峰期已过，当然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
因此，消费率升高、投资率下降是一个经济体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完成进入发达阶段的结果。那种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人为地提升消费和抑制投资的政策，同样是因果倒置，只会使经济发展走弯路。
当然，中国的高投资率中有不合理成分。一方面，很多投资决策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所做，其目标往往是追求规模而不是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存在诸多管制，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变相刺激了投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让政府退出市场可以决定的投资领域，并放松金融管制，让资本价格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在这些体制性障碍被消除之后，中国的投资率可能会出现下降，但也可能因为私人部门的活力被激发而上升。不管上升还是下降，都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政府无需为此操心。
由于现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城镇化率很可能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但我们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其出发点是提升要素的分配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并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城镇化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很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高于中国，但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或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造成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城镇化。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只有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中国的城镇化才能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者 方晋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S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