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汉语“纯洁”吗？当然不，如果它很纯洁它早就死了。 汉语历经两三千年发展，不断注入“外来词”的新鲜血液，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汉语”，它同样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语言。
一种“纯洁”的语言是已经死亡或濒临灭亡的语言。血统不纯、对外开放、具有包容力的语言通常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今世界上流行的主要语言都具备这个特征，无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还是俄语，外来词不断给他们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表达越来越丰富。
我们的汉语“纯洁”吗？当然不，如果它很纯洁它早就死了。 汉语历经两三千年发展，不断注入“外来词”的新鲜血液，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汉语”，它同样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语言。
往古代说，希腊语、波斯语、梵语、阿拉伯语、满语、蒙语、藏语、突厥语等语言均为汉语输入了丰富的外来词，其中影响力堪称空前的自然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古印度语言——梵语、巴利语，以及西域的吐火罗语，通称“佛源外来词”。
除佛源外来词以外，其它语言向古汉语主要提供了地名、人名、物名、官名为主的外来词，大部分已成为“死词”或“偏词”，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来自突厥语的“罽毼、氍毹”别说使用，看见了得先问：“这字儿咋念”？来自蒙古语的“火儿赤”、“达鲁花赤”、“把都儿”，也让人心里一咯噔：大哥，啥意思？
不过少部分我们今天还在用，如：狮子、苜蓿、狻猊、石榴、沙漠、胭脂、骡驴、琵琶、胡笳、箜篌、麝香、橄榄、槟榔……匈奴也为咱贡献了今天频繁使用的“骆驼”，不太使用的“单于”；西南夷为汉语带来了“孔雀、蜀布、翡翠”等常用词汇。
古印度文化伴随着佛教传华而来，对中国的文学、哲学、宗教、建筑、艺术产生深远影响，体现在语文方面即是古印度语言的词汇大量被进口，汉语得到一次“涅槃”，从单音节词为主逐渐向双（多）音节词为主发展，出现了海量的抽象词汇，使汉语可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更抽象的概念。
佛源外来词输入中国的过程持续五六百年，是汉语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来词，相当多的佛源词已超出宗教、哲学范畴，不断世俗化，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佛源外来词是古汉语外来词的战斗机，如：
“菩萨、罗汉、阎王、涅槃、世界、因果、报应、劫难、魔鬼、觉悟、境界、普渡、刹那、姻缘、智慧、轮回、三昧、忏悔；佛教成语我们同样耳熟能详：一尘不染、六根清净、心花怒放、天女散花……”
（注：佛教传华，古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宗教、哲学、艺术、建筑和语言产生了巨大影响，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引入了大量梵语、巴利语和吐火罗语的“佛源外来词”，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
顺带一说，满族建立最后一个王朝，来自满语的词汇因融入时间距今不远，有些词汇还是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如：萨奇马、格格、贝勒、贝子、包衣、阿玛、额娘，近年火热的清宫戏对这类词汇的推广功不可没。另一些满语词则残留在北京和东北方言中，如：波棱盖（膝盖）、胳肌窝（腋下）、马虎眼、疙瘩、埋汰、各色、旮旯、咋呼、磨叽……受益于东北曲艺的发展，这些词近年亦有所普及。
汉语在近现代再次得到涅槃，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来词始自鸦片战争之后，高潮是清末民初，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词汇蜂拥而至。
当中影响最大的是英语和日语词汇，仅从数量上看，现代汉语的英源外来词数量位居第一，约有3千多条，日源外来词数量位居第二，约1千多条（八十年代的统计）；但不得不指出，英源外来词大多数已是“死词”和“偏词”，而日源外来词几乎都是“活词”，抽象词汇的比例相当之大。
“休克、仙客来、沙发、吉普、席梦思、尼龙、白兰地、迪斯科、幽默”，这些英源外来词已融入我们生活，可能除了“休克”这个音译词很容易被忽视外来属性，其它的稍加留意还是能察觉。
有大量的英源外来词已经死掉，或只限于在极专业的领域使用。我们今天不会再把“Violin”称为“梵婀玲”，而用“小提琴”来替代；也不再把“胰岛素”称作“因苏林（Insulin）”；“基尔特（Guild）”也被“中世纪行会”所取代；“盘尼西林（Penicillin）”大家都叫它“青霉素”；“阴丹士林（Indanthrene）”作为一种化工染料的名称还在使用，不过离我们日常生活甚远。
现代汉语日源外来词规模之庞大，使用频率之高，地位之特殊，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之紧密，中国人对其外来属性之“迟钝”，不敢说“绝后”但肯定“空前”，日源外来词堪称现代汉语的“战斗机”。
日货在生活中已然无孔不入，防不胜防，主张拒用日货者很难不中招，100%不用日货似乎很难，但真做到了也并不影响正常生活。
另一种“日货”—— “汉语日源外来词”，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高度融合，离开这些词汇，中国人将无法开口说话。这并非指中国人会变“哑巴”，而是稍为复杂的知识和信息，离开这些日源外来词，根本无法交流。
剔除现代汉语的日语词汇，最严重的是党将无法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学生上不了政治课；政府没法撰写工作报告；政法、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朋友们靠打手势也无法解决交流问题。
有这么夸张吗？那我们可先做一个纯洁现代汉语的试验，以剔除日语词为主。
假设，你上大学的时候泡到老家一个读高中的漂亮妹妹（身边朋友中这种情况很普遍，而且都结出了爱情的结晶），在大学里，你寝食难安，对她日思夜想。有阵子，她接你电话越来越少，你决定搞一个说来就来的约会，发了一个短信就打飞机回家了。结果人家不接你电话，憋坏了的你发去下面这封长信：
“宝贝，好想你啊，每一个细胞都想你，在学校时，不管上宪法课还是刑法课，教科书里到处都是你的容貌。作为一位班干部，我已无心学习，讲座不参加，很多科目已经挂掉，遭到了教授严厉批评。
但是我认为，生活中没有你，人生就是悲剧，学历和学位又有什么意义。这次我跑回家来看你，打电话你怎么总是不接？对于坠入爱河里的我来说，太残忍了，我失恋了吗？今晚七点，在广场南边的仙客来美容院广告牌下等你。我偷了我妈的信用卡，嘿嘿，借花献佛，准备带你消费一下，我还买了好多化妆品送你……你能来解放我吗？”
若我们用“滴滴”来替代日语词，用“嗒嗒”来替代梵语词，用“啵啵”来替代英语词，会是什么效果，请看：
“宝贝，好想你啊，每一个滴滴都想你，在滴滴时，不管上滴滴课还是滴滴课，滴滴滴里到处都是你的容貌。作为一位班滴滴，我已无心学习，滴滴已荒废，任何滴滴也不参加，很多滴滴已经挂掉，遭到了滴滴严厉滴滴。
但是我认为，生活中没有你，人生就是滴滴，滴滴和滴滴又有什么滴滴。这次我跑回家来看你，打滴滴你怎么总是不接？对于坠入嗒嗒里的我来说，太残忍了，我滴滴了吗？今晚七点，在滴滴南边的啵啵啵滴滴滴滴滴牌下等你。我偷了我妈的滴滴卡，嘿嘿，嗒嗒嗒嗒，准备带你好好滴滴一下，我还买了好多滴滴滴送你……你能来滴滴我吗？。”
你的漂亮MM收到这封来信后，终于给悲痛欲绝的你回了一封信：
“小亲亲，原则问题啊，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还是出不来。别小心眼嘛，乐观一点，给我一点空间，最近我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时间太紧了，约会很不方便。就要会考了，我的地理、化学、物理、生物、政治、历史都还没复习完。
文科让人好头疼，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好难理解，革命史好难背。体育一向不好，每天早上去运动场跑步；晚上要看新闻联播，听时事，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八大资料要点，学政策；周六上艺术课，周日上芭蕾舞课。我要为考上大学的目标而奋斗，做一个有文化的美女，将来才有立足社会的资本。我需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作为法律系大学生你也要好好学习呢……亲，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憋住，不要犯罪，别被警察叔叔抓到派出所去喔。”
接下来，继续用“滴滴”替换日语词，用“嗒嗒”替换梵语词，用“啵啵”替换英语词，用“吧吧”代替日源属性存争议的词，是这个效果：
“小亲亲，滴滴问题啊，任你说得嗒嗒嗒嗒，我还是出不来。别小嗒嗒嘛，滴滴一点，给我一点嗒嗒，最近我成了嗒嗒上最忙的人，滴滴太紧了，约会很不嗒嗒。会考要到了，我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都还没滴滴完。
滴滴让人好头疼，啵啵啵的滴滴和滴滴滴滴学好难理解，滴滴史好难背。滴滴一向不好，每天早上去滴滴滴跑步；晚上还要看吧吧联播，听滴滴，背滴滴的滴滴工作滴滴和十八大滴滴的要点，学滴滴；周六上滴滴课，周日上啵啵舞课。我要为考上大学的滴滴而奋斗，做一个有滴滴的美女，将来才有立足滴滴的滴滴。我需要一个好的学习滴滴，作为滴滴系大学生你也要好好学习呢……亲，这段滴滴，你一定要憋住，不要犯罪，别被滴滴叔叔抓到滴滴滴去喔。”
如果剔除了日源外来词，看得懂吗，为什么会这样？
这缘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著作，而中国在清末民初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译介日语著作的运动。日源外来词在现代汉语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常用术语中拥有极重的份量，尤其每个中国大陆人必学的“马克思主义”，其术语绝大多数都是日语词。
这些日语外来词的诞生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日本知识分子把古汉语的“死词”或“偏词”赋予新义，对应西方术语将其用活，然后我们引进后变成日常用语；一是日本人用汉字创造新词，对应西方术语再传入中国。
日本明治初期的大启蒙家西周是个造词大师，他创造的“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大量词汇今天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他也是最早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人。
（注：日本明治初期的大启蒙家西周，他创造的大量社科词汇今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清末革命党人以前把自己的反清行为称作“造反”、“起事”、“光复”，孙中山流亡日本看到当地报纸称：“支那革命党首孙逸仙抵日”，顿觉眼前一亮，从此采用了“革命”一词并在党人中推广使用，瞬间就有了高大上的感觉，国民革命时代这个词在全国得以普及。
其实，“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这个词已在中国人生活中消失，日本人采用此词对应英语的“Revolution”并赋予现代意义，将其用活。
再如“经济”一词，古汉语中也出现过，《宋史·王安石传》写道：“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里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泛指参与政治，治理国家。日本人用“经济”一词对应“Economy”，赋予新义，传入中国成为日常用语。
中国知识分子曾尝试过自创新词以对抗，在与西源外来词的斗争中，如前所述颇有一些斩获，原先音译的部分西语词逐渐被淘汰，但在与日源外来词的角逐中，几乎全面败下阵来，尤其是日本人意译自西语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词，简直所向披靡。
梁启超起初坚决反对用日语新义的“革命”一词，而主张翻译成“变革”，但他本人声望再高，却也斗不过时尚，只得妥协，最终他自己还写了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研究》。
早年国民党的知识份子较早密集关注西方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主思潮，宋教仁曾用“富绅”，朱执信曾用“豪右”一词翻译过“Bourgeois（资产阶级）”，但都普及不开；朱执信还反对用当时的日语词“绅士阀”来翻译“Capitalist（资本家）”；最终还是日语词“资本家”和日语组词组合而来的“资产阶级”胜出。
中国人用“格物学”或“格致学”来翻译“Physics”，最终却败在了日语词“物理学”的手下。更典型的案例就是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曾用“德谟克拉西”翻译“Deemocracy”，用“赛因斯”翻译“Science”，即我们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中国人自创的音译词并未普及开来，如同昙花一现，很快被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民主”和“科学”所代替。
陈望道应戴季陶的邀约，从日文版翻译了首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伴随着这类文献的传播，中国人早期所使用的“集产主义”或“均产主义”，“集产党”或“均产党”也被日语词“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替代。
另一类“日源外来词”存在争议。自明朝末年始，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翻译了大量西方宗教和哲学书籍，还有少量科学著作，他们也创造了不少新的汉语词汇，如：天主、上帝、圣父、亚当、耶稣、十诫、福音、造特主、祈祷、救世主、赞美、爱慕、受难、复活、罪恶……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创造了“几何、人类、文学、数学”等词汇，可这些词在中国并未传播开来，鲜有人知晓，而日本人在译介西方著作时，同样参考了传教士翻译的汉文书籍，部分词汇直接借用传教士的成果，先在日本将其用活，然后这些词汇通过清末民初译介日本文献传入中国，并且得到普及。这些词可不算作日语词，但日本却有盘活与传播之功。
日源外来词第二次大规模登陆中国大陆，是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港台中转后很快就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我们要“登录”招聘网站去“求职”，每年都过“黄金周”，经常上网看“动漫”，在BBS“吐槽”……
语言的词汇博弈有个特征，不以任何力量和观念的意志为转移，谁胜出谁落败，人为的干预几乎没有作用，广大民众在日常使用中自会让某些词“活下来”，也会让某些词“死过去”。（文/段宇宏 制图/凌娜）
作者：段宇宏 《凤凰周刊》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