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难，难就难在采访阻力大，不易拿到核心信息源；难在曝光之后，相关单位互相推诿，整改难。然而，上世纪80年代，我却经历了一次舆论监督，并且出奇顺利和圆满地收场。
那是1984年8月，广州市黄埔区通讯员黄晨光提供了黄埔港在粮食转运过程中浪费惊人的报道线索，我与他一起经过数天采访，很快弄清了其中情况。
黄埔港口，是我国的进口粮食转运点之一。这里设有一个粮油转运站，是广州市粮食局的下属单位，它的业务范围是按中央下达的接粮任务和省下达的分配计划，在黄埔港务局等单位的配合下，接转粮油到省内外各收货单位。
据市粮食局转口办公室的统计，从1979年至1984年上半年，黄埔进口粮转运点共接转进口粮食62.8亿斤，损耗1.1535亿斤；经济损失1815万元。那个年代这笔数字称得上重大亏损。在接运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损耗，国家规定的是千分之四损耗率，扣除这一合理的损耗部分，超亏仍高达9023万斤，而且一年比一年增大。1979年损耗率为千分之九点六，到了1984年上半年达到千分之二十五点二。
国家花大笔外汇进口粮食却受到如此糟蹋，实在令人心痛。最大漏洞出在港口粮食进出仓无计量，给骗取粮食的人钻了空子。还有内外勾结，监守自盗。调查完之后，我与王晨光写出了《上亿斤粮食是怎样损耗的？》的批评报道，经总编辑陈培审阅后安排 8月8日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见报，陈培还为此配发了评论《应当追究谁的责任》。同一天，《人民日报》在“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专栏摘要登了这一消息。
从批评报道的第二年即1985年开始，黄埔进口粮转运点每年减少粮食损失上千万斤，并扭亏为盈，年利润达200万元。
（1984年10月《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上亿斤粮食是怎样损耗的？》）
采写这一批评报道本应难度很大，解决问题更难，因为这不只是粮食部门的事情，它牵涉到港口、商检、运输等十多个部门三十多个单位，牵涉到省市有关部门和中央的直属企业。而且，此事拖了几年，怎有可能那么快解决问题？然而，从采访到取得成效我有几个想不到：
首先，想不到，无论走到哪一个单位都受到热情接待，都有人如实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当时没有小车坐，我和黄晨光靠的是两条腿和两个轮子（自行车），采写过程自然艰苦，但挖掘材料不难，就连公安机关只要不渉及办案机密问题的材料，也毫不隐瞒向我们透露。我们的报道有理有据，材料很充分，与各单位积极配合采访分不开。
其次，想不到，各相关机构都动起来了，连报道中没有点名的、关联度不太高的单位也主动协助做好整改工作。见报的当天，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做了批示，指出要作为一件重要事件进行检查。正在北京参加交通部、铁道部、商业部联合召开的粮食安全运输会议的人员看了《人民日报》的要目之后，立即在会上热议开了。交通部海洋局的负责同志在会上总结时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接着他们给黄埔港务局发了电报，要他们到南方日报社、黄埔粮油转运站听取意见，深入检查粮食损耗的问题，及时向交通部和地方政府写出书面报告。黄埔港务局主要领导也会同有关部门多次研究，凡涉及到港口的问题抓紧整改。广州市粮食局认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好些单位，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是有责任的。他们充实加强了下属的黄埔粮油转运站的领导班子，派出工作组驻站抓管理工作，并与相关单位协调，在各个环节防漏补漏。可以看得出几乎所有相关单位对批评报道都很重视，不推脱责任，积极解决问题。
另外还想不到，南方日报社还因这篇批评报道受到表彰奖励。到了1986年上半年，黄埔粮油转运点粮食损耗的问题已圆满解决。8月中旬，在广州举行的总结会上，南方日报社和其他有功单位一起受到了表彰和奖励。8月15日，我回访了几个单位，他们认为严重损耗问题的扭转，是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通力协作的结果，而报纸的批评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待舆论监督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置之不理，或互相扯皮推卸责任；一种是闻过则喜，把批评当动力。的确，如果没有报纸的批评，如果没有被批评者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黄埔港粮油转运点的问题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圆满解决的。
这些年，谈到舆论监督的手法往往会想到“跨区域”和“卧底”。如果地方政府都能敞开大门，欢迎本地记者监督并积极整改，我们的记者还有必要跨区域去搞舆论监督吗？如果各类机构都能如实向记者介绍情况、披露真相，我们的记者还会冒着风险去卧底吗？！
（原标题：《出奇的顺利，意想不到的圆满——我所经历的的一次舆论监督》）
作者：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
来源：DA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