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新闻事件的离奇曲折正在完败小说家的奇妙构思。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为基础吸引普通读者的小说创作，正面临着数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危机。
小说何为？《繁花》的出现，可能是部分答案。《繁花》之吸引人处，不是情节，也不是人物。读《繁花》，犹如菜场老爷叔泡着一壶茶，坐在弄堂门口，絮絮叨叨地用上海方言，讲着这一片居民区四十多年来的蜚短流长。老爷叔向围坐的听众展示的画卷，迥异于一些旅居上海的作家想象的十里洋场，不同于本土作家笔下的旧时光，与衡山路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里弄里的老上海新生活。
这种贴近口耳之间的展示，端赖作家娴熟自如的方言运用。很难想象，如果作家再将它“翻译”成“普通话”版，这部小说的魅力是否依旧。可以说，至少在这部小说中，方言运用具有本体论地位，人物也好，情节也好，不过是“用”，是展示方言魅力的工具。这是这部小说的体用关系。
上海的方言小说在近代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
作者金宇澄先生是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而举凡在大众读物里做过编辑工作的，很少不为形形色色的作者千篇一律的语言所苦不堪言。哪怕是知名度很高的作者，他的作品署名“张三”大概可以，署名“李四”也未必有读者发觉。语言的平面化，其实是思想和思维平庸化的直接表征。
日常工作中看到的平面化表达，已经严重伤害了作家的文学情怀，他要尝试一种不一样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方言，抵达生活本真。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他的这个尝试，至少使笔者从新闻事件与小说创作界限日渐模糊中清醒过来，重新确立了两者的边界——新闻记述，无论如何无法在语言运用上寻求多大突破，而小说却可以运用裕如。
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方言日趋式微背景下，《繁花》的方言运用和所引起的强烈关注，提醒着一种裹挟各种诉求的语言运动正在渐渐迫近。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方言的背后，不仅关涉地方文化，而且以方言为底色，可以加贴政治标签、经济地位和人格尊严。
通常地，语言无非用于人际之间交流看法和信息，但是当每个人都被体制化，语言，尤其是方言，会被附加体现政治尊卑的强大功能。
笔者老家乡下一个长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福建沿海当兵，刚服役不久，就拍了一张从悬崖上纵身跃入大海的照片寄回来，乡亲们争相传看，轰动一时。要知道在闭塞的川西平原，走出过四川的人物屈指可数，见过大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能够纵身跃入大海的，万无其一。
过了一两年，这位长辈回乡探亲，已不复乡下青年打扮，不仅一身整洁干净的军装，而且对短暂作别的故乡作陌生状，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烧了多年石灰的石灰窑，用电影和广播里经常听到的普通话问道：“这是大队的灰窑吗？”随行的喽啰们赶紧应答，“是，是，是。”
这个排场拉开了他与乡邻之间的距离。那个时候的乡下人都知道，讲普通话的，要么是主导本地政治生活的南下干部，要么代表着来自京城的政治权力。如今这个本乡青年讲起了普通话，大概多多少少沾着了些官气，与“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了。而即便在上海，前些年里，在一些公开或私下场合，是否讲“普通话”也是标识所议论事情是否“正式”与“官方”的某种暗示。
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通行一种人人听得懂的语言，为政令畅通计，原本为必须。但是当它被传统政治附加上更多的身份识别功能时，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比如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是否娴熟使用官方指定的语言（很多时候是改进了的京城方言），甚至会影响仕途得失。戊戌变法时，广东人梁启超得到光绪帝召见，仅赐六品顶戴，未予实官。传闻梁启超讲不好官话（普通话），奏对时口音差池，不能达意，光绪帝不快而罢。
一个静态的社会，面对国家通用语言，方言的尴尬处境或许是零星的、个体化的。随着人口大规模迁徙，方言的冲突，不仅夹杂着政治尊卑，还含有更为广泛的经济差异等。据《湖广填四川》一书的作者、客家人肖平自述，1987年中秋，他从成都双桥子车站坐班车回洛带镇（成都郊区一座客家人聚居的小镇），车厢内挤满了洛带镇去成都卖完水果回家的果农，他们在用“土广东话”（客家话）谈天说地。而坐在肖平前面的一对情侣对车厢内的汗味和语言明显不适。但见女的“伸长她那娇嫩高贵的脖子，把车厢扫了一圈，用百灵鸟才有的清脆嗓音大声说道：‘怎么成都还有越南人？’一句话让车厢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在尴尬而持久的沉默中，一股悲哀、一股伤痛涌上我的心头。”
这里，方言是一种最方便的身份标签，一旦被人贴上，要想撕下来，与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一样难。相似的情况笔者也遇到过。有一年坐成都市区开出的长途汽车，车到一个乡镇时，售票员与一个当地乘客发生了争执，这名乘客显然不熟悉售票员的省城方言，蔑称售票员为“***”（旧时四川大米产区百姓对经济发展程度更低地区人们的称呼），这种源于“无知”的逆向歧视，立刻使售票员大发雷霆，冲突升级，双方大打出手。
而就在《繁花》面世的几乎同时，另一部上海本土小说《东岸纪事》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趣的是，这前后脚描写黄埔江两岸日常生活的两部小说，《繁花》直接用方言叙事，那些生活场景至今依稀可辨，《东岸纪事》的方言虽然要少得多，但作为对浦东前史的追忆，作者夏商先生同样敏锐地观察到方言背后，窘迫的身份识别：
“（家住浦东的）的乔乔也是农村户口，家里有自留地。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她被认为是‘上海人，这得益于她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从中学开始，他察觉到了语言中的尊卑，有意识学起了上海话。而所谓上海话和本地化的区别，仅仅是声调的平仄起伏。……虽然中学时还知根知底的同学不无妒意地诋毁她：‘明明是乡下人，弄得像上海人一样，真触气。’”
闭塞如四川，开放如上海，其内部都存在着这一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在中国，政治位阶各不相当的地方，虽然同时都在使用各自不同的方言，但是高位阶的可以取笑低位阶的，而不是相反。而且大体上，是北方取笑和歧视南方。曾经一段时间，很多影视作品表现尤为典型——斤斤计较、嗲声嗲气的上海男人；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链子，举止粗俗，言语必定为“……啦”的粤港客。他们往往被认为品格和见识上存在短缺，譬如小气、拜金、鼠目寸光，等等。而经济地位低下地区的方言，则专属不堪职业的从业者，隐喻其经济生活的窘迫、寒酸，以此由此带来的人格猥琐。
以政经关系为内容，以方言为载体，客观上存在着一条隐形的歧视链条。静态地、长久地生活在方言之中，往往习焉不察。当人口巨量迁徙滚滚来到面前，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政经关系因此被揭穿。透过形形色色的方言遭遇，让人看到了自己政经生活的真相。
限制方言使用，不就可以泯灭差异，回归平等了吗？有人就是这样想的。而这恰恰颠倒了本末。应该说，政经关系的法律和自然地位不平等，才形成了一条对方言使用者的歧视链。剥离政经和自然因素，方言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但是很不幸，它正在快速地流失。
比如上海，去年有一项调查显示，有27.6%的孩子明确表示自己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即便父母都是上海人，由于在学校说惯了普通话，在家也不自觉地用普通话和父母交流。四川成都也是如此，前年有一篇报道称，一些土生土长的四川娃不愿，甚至完全不会说四川话了。
从建立统一市场角度看，绝大多数地方相互之间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固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其必要性，但如果其代价是某一个大的方言区域因此消失，其文化上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就像人们不会轻易把一个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摆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一样，在方言里，隐藏着对日常生活和情感无比精确的命名，内涵着一地人民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腻感受。一地的方言，隐秘而精确地摹写和规范着一地人民的生活样态，思维习惯。而猛烈的政治冲击和经济涤荡，在没有足够调适空间前提下，犹如将自己的卧室改造为车间以生产政经利益，纤微而细腻的神经因此变得粗粝迟钝，正如上文所言，语言的地域性特点被强制熨平的背后，是思想的扁平化和差异性的消失，与此同步，是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与单调。在这点上，《繁花》的出现，毋宁说是上海地域文化的一曲挽歌。《繁花》过后，意兴阑珊。
我女儿四岁多时候，有一次说：“爸爸讲四川话，所以是四川人；妈妈讲河北话，所以是河北人；我讲普通话，所以是普通人。”做普通人是好事。但是以思维单一，丧失丰富内涵为目的造就的普通人，恐怕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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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信息：
《繁花》
作者：金宇澄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3
页数：440
定价：48.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32148004
作者：任大刚，男，四川人，作为编辑和管理新闻评论者，担任过东方早报评论部编辑和主任数年，其实志在学术，出版过《与孔孟对话》一书，后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