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生于1904年8月22日，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他逝世于1997年，享年九十三岁，他离开我们也已有十七年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记得1975年4月他给中央写信时，便提出“要准确的完整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观念，我们也应该如他所言，要完整地准确地以邓小平同志一生在理论上的贡献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对形势的认识。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当年便告诫过我，要准确了解和评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最好的办法是仔细读他的年谱，那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它一生之所思和所为。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从过了春节起，我一直在读《邓小平年谱》，不时地作一些札记记下自己的心得。
二十世纪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都说明了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是二个不可分割的伟大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派的人。邓小平同志是1931年6月在上海要求去中央根据地工作的，获得中央批准。他7月14日离开上海，8月初到达瑞金，被推为瑞金县委书记。他在那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使瑞金成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腹地。那时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得到毛泽东、朱德的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在瑞金办了《瑞金红旗》作为县委机关报。他署名小平在《瑞金红旗》第七期上发表了《惊人好消息——红军三军团攻下会昌城》，他的本名为邓希贤，从此开始便以邓小平的名字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七岁。邓小平同志始终不忘记他在瑞金工作的经历，他在1986年的9月10日，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并建议拨了二笔款项给一中修建学生和教工的宿舍。1932年6月，在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交界的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在“清田运动”中，强调不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打击富农，抵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这一年的10月上旬，中央苏区在宁都召开会议，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指责其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并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11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向中央苏区南部进攻，占领寻乌县城，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有计划的退却，会后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迫使对方撤出寻乌，恢复了被敌人占领的苏区。
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自上海抵达瑞金，在苏区推行全面进攻路线。2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在敌人进攻时，“仓皇失措”，犯了单纯防御路线，批评他们是逃跑的“罗明路线”，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领导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期间，提出对邓毛谢古“反党的派别观念”，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5月间，邓小平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在受审查期间，妻子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这就是十年内战时期“邓毛谢古”事件，也就是毛泽东一再说邓小平是毛派的人的原由。邓小平因此被下放到苏区的前沿安乐县的南村区委任巡视员，不到十天，又被调回宁都，任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主编《红星》报。邓小平在上海曾任中央的秘书长，以后编过《瑞金红旗》的报刊，现在开始编《红星》。邓小平还是笔杆子出身，他在《红星》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一直到红军长征开始，他主编了《红星》报六十一期。在长征过程中他还编过油印的《红星》报。到1934年12月，他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会议的记录员，因为他是中央的秘书长。正由于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有这一段因缘关系，所以后来毛始终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派的人。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邓小平参加了在延安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1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的结论中提到“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同志的打击也应取消”，这就是毛泽东为“邓毛谢古”事件彻底平反。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毛泽东看了之后写了四条批语：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所以那样倚重邓小平同志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历史的因缘关系，是共同的也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让他们走到一块来的。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因缘关系——读<邓小平年谱>札记之一》。
作者：朱永嘉 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1931年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