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韩国总理郑烘原宣布就“岁月”号沉船事故引咎辞职：“就未能阻止事故发生以及在事后未能适当应对，我作出道歉。见证了家属的痛苦以及人们的悲痛和愤怒，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是负全部责任并辞职。”郑烘原请辞的新闻，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了一阵感叹与议论，用《环球时报》评论文章的话来说，它“给中国公众带来视听上的冲击”。
有意思的是，不管对郑烘原辞职行为抱何种看法——是“撂担子”，还是“有担当”？中国的评论者一致认为，政府首脑“引咎辞职”的制度以及“责任政府”的理念，均来自西方体制，仿佛这样的制度与理念，于中国人传统的公共治理而言，乃是异己之物。但我想指出，政府首脑“引咎辞职”、以示对重大灾害的负责，其实是中国古典政治的伦理要求，且是汉、唐、宋时代的政治惯例。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汉代与宋代，像韩国总理郑烘原那样的宰相引咎辞职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这里且以北宋仁宗朝为例，介绍几则例子：
天圣七年（1029年），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辞职，后罢相出守青州。
宝元元年（1038年），宋境发生“冬雷地震”，灾害频仍，而以宰相陈尧佐为首的政府应对无方，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对政府发起弹劾，认为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尸位素餐、庸碌无能，必须对眼下发生的灾异负责，最后迫使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执同日请辞。后来韩琦也当上了宰相，因为“不赴文德殿押常参班”（不到文德殿签到），被御史中丞王陶弹劾为“跋扈”。虽然刚刚登基的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
庆历七年（1047年），天下大旱，参知政事贾昌朝认为宰相应当对此负责，“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主动向仁宗皇帝提出辞呈。宋仁宗咨询了另一位大臣的意见后，批准辞呈，将贾昌朝改任北京大名府留守。
皇佑元年（1049年），宰相陈执中辞职，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以足疾为由请辞，“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
因为发生灾异，导致人民受到伤害，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居然要引咎辞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可理解。不过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天灾乃是上苍对人间执政的警告，“阴阳不和，责在宰相”，天灾降临，执政的宰相难辞其咎，当然需要引咎辞职。这一点，跟现代政府“理性化”的问责逻辑并不相同，但是，政府“可问责”、“要担责”的执政伦理，则是古今一理的。
于是，我们从宋朝历史中看到，每当出现严重的灾害事故，有担当的宰相总是主动引咎请辞；如果他对灾异装聋作哑，代表天下公议的台谏也会上书弹劾，迫使执政官辞职。辞职可能于事无补，却表明一种负责任的姿态。这种政治姿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适用的。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会质问：皇帝才是帝国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不是皇帝引咎辞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君主的更迭震动太大，假如频繁地更换君主，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因而，在君主制下，不论古今中外，君主不担行政责任几乎是一个通则，英国普通法中即有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之原则；儒家政治学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恰恰正是这种“君主不容有错”的原则，推导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与“责任内阁”的可能性——君主既然不容有错，那么就只能作为尊贵的国家象征，而不得过问实际行政，不负行政责任，如是，政府有错，由宰相担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宋代当然不会有“君主立宪”与“责任内阁”的概念，但宋人无疑已经产生了近似的意识，如宋神宗时常插手具体政务，富弼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意思是说，君主亲裁政务，即便事事皆对，也不是为君之道，何况若有一事批错了，又该如何问责？
出于“可问责”的考虑，宋人主张将执政的权力交给一个专业的团队，即宰相领导的政府。补充说明一下：“政府”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现代词，宋人也使用“政府”一词，用来描述执政的团队，而且宋人认为，这个团队是可以问责、可以更替的。
体现在制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诏书）尽管出自君主之名义，却必须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制是“责任内阁”的制度起点。这其中的道理，晚清的梁启超说得很清楚了：西方君主立宪国家因“君主不能为恶”，不能负行政责任，而创立国务大臣副署之制，副署者，即证明“此诏敕已得大臣之同意也，故以有副署而大臣之责任缘之而生，同时亦以有副署而君主之责任缘之而卸”。“大臣认为不当发布之诏敕，可以拒不副署”，“争之不得，则辞职耳”。
梁启超描述的“西方君主立宪国”这套政制，其实在宋朝已可见其萌芽。用南宋的朱熹的话说：“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显然，在朱熹看来，君权应当象征化，故君主不负责任，但治理有过失必问责，责任即由副署之宰执承担，这是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宪法惯例——这样的治理形式，离虚君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不远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句：宋朝宰相因为发生灾异而引咎辞职，既是“阴阳不和，责在宰相”这一古老观念的逻辑结果，也是宋人有意识地构建“责任政府”的制度结果。如果说前者已“不合时宜”，后者则显然具有普遍的价值。
作者：吴钩，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主要关注宋、明、清社会自治史与儒家学说。著有《隐权力》、《隐权力2》。
中国历史的24个王朝，大一统的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刘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李世民诛杀手足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人文、金融、科技，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真正的繁荣，是老百姓兜里有钱；真正的强大，是知识分子有话就说。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不易。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宽 容
刘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一个九五至尊，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审 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
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克 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
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道家古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最贴近现代文明中最靠谱的保守主义思想。宽容、审慎、克制等关键词，就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