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理郑烘原27日引咎请辞，这显然会对平息海难事故中死亡和失踪学生家属的愤怒起一定作用。此前遇难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导主任以自杀方式谢罪，现在郑烘原请辞，都给中国公众带来视听上的冲击。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反观国内，认为中国社会里对责任的追究过于温和。
这种印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自2003年开始确立并不断完善，北京市长孟学农当年引咎辞职，数年之后他再因责任事故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成为最突出的因重大事故而辞职的官员。但“孟学农模式”的问责在中国并不常见，此外有些被问责的官员隔段时间在其他岗位上复出，加深了舆论不满。
问责制在中国尚在起步阶段，与整个国家体制的对接还处在磨合期，规范性与制度化程度距离公众的预期确有较大的差距。舆论对“问责软弱”的意见是削弱政府公信力的一个元素。
现代问责制度源自西方，它是对公众交代的一种方式，在西式政治制度里，它恰恰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它是一种政治交代，而与管理层面的改进关系并不大，它的使用频率往往取决于舆论的激烈程度，以及其他多种政治和文化元素。比如美国对官员的追责就很少出现类似韩国这一次的情况，“9·11”事件、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几乎都没有追责高层官员。
美国是对官员丑闻反应强烈的社会，但在欧洲有些国家，官员引咎辞职多，却可能从个人丑闻中逃脱。最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他反复陷入多种丑闻，却能反复出任国家总理。
中国推行官员问责制，同时面对两大问题。它首先是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它的目的应是警示官员，鞭策他们认真履职，同时淘汰确实不够格的官员。二是要在政治上与时俱进，适应民主的发展，促进官方与民间在用人态度上的合拍。
应当说，在第一个方向上，问责制收获的效果比较多，大多数官员如今非常害怕出事，对出责任事故仍然无所谓的官员，如今恐怕已经鲜有。但在第二个方向上，效果不理想。
最重要的差距是，中国舆论已将西式政治体制里最严厉的问责视为榜样，而且中国舆论如今的民粹主义色彩已不低于任何其他社会，每当一个重大事故出现时，公众的第一需求是要出气，由于官方对管理中国社会承担着“无限责任”，被追责的官员职位越高，舆论就会觉得越痛快。
仅仅从官员问责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洞察到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深邃和复杂。我们启动了问责，前方面临着一系列政治配套，而形成配套每一环的流畅都很不容易。
韩国出事学校的教导主任以自杀谢罪，世界多数国家不会倡导那样的社会伦理环境，中国也应同它保持距离。但官员是否应以“政治自杀”来解特殊时刻的公众之恨呢，这是中国社会有待厘清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的体制塑造了政府的“无限责任”，人们不仅要求物质性福利，也对“出气”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将此视为民主的首要标志之一。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台上的人只要把舆论一时哄好就够了。中国政府既要让当下舆论满意，又必须致力于社会的长远利益，从而面临实现这两者兼顾和平衡的挑战。
中国需要不断加强对官员的问责，增强它的吏治实效，也要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社会治理不仅要管理好，而且也要让人们觉得好，这是一个国家走稳走远的真谛。▲
（原标题：韩总理请辞，中国社会应如何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