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据统计，近8年来，广州市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曾长期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尽管下海的官员还是少数，但“对口下海”的现象却已经萌生苗头，值得我们警惕。(《新华网》，4月27日)
曾经一段时间，在机构精简的政策之下，官员下海是自谋出路、参与建设的正面形象，但随着利益纠葛越发复杂，“对口下海”带出的不再是创业神话，而是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
然而，近年还出现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情形。那就是官员在任期间已经完成了向外的利益输送，但并没有兑现报酬，而是在辞职下海之后，再收受贿赂。2008年，已经辞职3年的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前审判员杨某，因受贿被判处11年。经过调查发现，杨某早在2002年就帮助一个拍卖行老板低价取得司法拍卖的一块地。2004年辞职后，该老板以入股和现金等方式给予杨某回报。受贿行为虽然发生在辞职之后，但这种情形依然构成中国《刑法》里的受贿罪。
官员下海没有问题，甚至应该被激励。只是，为什么民众对官员下海怀有疑虑?这种疑虑，指向的正是权力监督的老问题。退休官员在市场中能够迎来“第二春”，“从政背景”对企业而言，是不小的吸引力。从可能性来看，有“从政背景”的退休官员有充当权力和市场掮客的空间。而这，是企业从市场规则之外突围的捷径所在。
之所以“对口下海”容易成为官员转移贪腐的通道，原因就在于对公务员下海的监管太过于松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将反腐战线延伸到官员离职之后。在反贪腐体系严密的香港，针对离职和退休公务员有严格的限制。公务员离退后，在6个月或1年的禁制期内不得从事任何职业。禁制期结束后，是2到3年的管制期，如果要再就业，统一向公务员事务局提出申请。如何让“对口下海”转出创业神话，而不是化身贪腐输送通道，这个话题应当引起更大关注。(文/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