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下，官员下海可能在不断地扭曲着原有的“政商关系”，如是看，官员下海可能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
近年，全国各地，尤其是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自2013年以来，广州市已有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进入企业担任高管，官员“下海”话题再次引发关注。南都记者对公开信息梳理发现，最近8年来(即2007年至2014年初)，广州市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有8人出自城建系统(曾长期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官员下海本属正常现象，无论是在机关、国企，还是跳到民企工作，只是职业转换，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高管之间的角色转换更是寻常事，就连军方的高级官员也有高薪被聘用到军火厂商的现象，当然前提是不违反法律。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纪委“三年两不准”廉洁自律规定也指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公职人员“下海”，自觉打破终身制，自觉实践能进能出，尤其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中国，由官员转身为企业家，由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变成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引领更多的人投身社会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全社会成员都在做千年未易的“升官发财”梦，应该持赞成态度。
但是，官员“下海”是不是符合“三年两不准”，公众未必能知晓，就算出现违规任职，估计也不会有风险。因为按公务员法规定，出现违规任职，由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清退人员等。这个规定的执行效力非常弱，试想，在“官官相护”的人情社会里，原先机关谁愿意撕破“老同事”或“老领导”的脸皮，去纠正下海官员的违规违法行为？
即便没有法律上条文上的硬伤，企业愿意不愿意接纳下海官员也是个问题。市场竞争是极其残酷的，企业不是做慈善，视利润至上，在招聘下海官员时，肯定有其精准的利益考量，那就是下海官员能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或者提升专业管理，或者增加利润，或者脱困解难，或者增加外部效应，等等，企业掏钱总要图一头。
这些下海官员真的能提升企业的专业管理吗？很令人怀疑。但下海官员身上有很多企业所缺少和需要的东西，比如官员原有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务影响和政府内部信息等。
这些非企业专业性的东西在国外可能并不重要，但在中国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中国办企业，不是说你把企业做好就一好百好，当企业做到一定大时，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商关系”，“政商关系”处理得好坏事关企业生死存亡。而一个在官场上拥有这些特殊资源的官员转身为民企高管，可以打通一个企业“政商关系”中的某些死结。
这才是先天缺少“政商资源”的民企欢迎下海官员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很难说从市场专业上去进行分析，得出一个官员比一个企业家更具企业家精神，更熟悉市场、更懂得产品和营销。
问题是，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下，官员下海可能在不断地扭曲着原有的“政商关系”，如是看，官员下海可能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
作者：廖保平 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