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关键
当前，我们身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浪潮中，践行24字价值观，有三个关键。一是形成“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约束）”的价值链条。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导致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价值模糊，是非难分，荣辱莫辩。只有有了敬畏，才有自律。只有道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我们要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价值链条，给信仰和敬畏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市场经济的洗礼，让个人利益观念觉醒，互利观念也深入人心。如何把市场经济与道德追求、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检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社会关爱人人，人人感恩社会。如此良性循环，就能生长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激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三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官风”影响“民风”。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来源：《时事报告》2014年第3期）
郭万超：怎样才能读懂当代中国
第一个方面，快速变革发展的中国从现象看很复杂，但要把握其发展主流和基本趋势，这是科学方法问题。中国30年的发展相当于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一些暂时性的表面性问题也很容易蒙住人们的眼睛，让人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方向。全面客观地看中国，需要“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视角、大气度。判断中国的未来前景，要看主流、看总体趋势，不能只看次要问题、看个别现象。越是快速发展，问题与矛盾就越多。但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趋势上升，短期问题就不能左右大局，因为那都只是暂时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第二个方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个别矛盾和问题不应以感性思维无限放大，要以建设性精神培育正能量，这是正确态度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前提下，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但不能带着情绪去看，更不能无限渲染，人为放大。其实，现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我们要严重得多，日本海湾当年也是乌黑一片，伦敦的雾霾造成几千人死亡，美国发展初期几近使印第安人灭绝，中国劳工也很多客死美利坚。相比之下，中国走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路，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3月31日）
周桂钿:中华文化政治智慧的核心：以民为本
将人民看成政治的根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前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是政治智慧的核心，是最精华的部分。民本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国以民为本，民是天下的主人，是历史的决定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盛衰兴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明智的当政者就知道为人民兴利除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天下”就是指天下人民。二是君民关系，民贵君轻。许多人以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的权威压倒一切，而老百姓是社会底层，任人欺压。许多古圣先贤从历史上总结出民贵君轻，君以民为本，是极高的政治智慧。开明的君主认识到，“为君之道，须先存百姓。”上天立君以为民，君为民服务，才能维持下去；不能为民服务，还要欺压人民，那就是违背天命，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落得国破家亡，为后人所耻笑。三是吏为民役。各级官吏都是人民的仆役，人民是主人，交纳税收来雇佣官吏当仆役，这就是传统的公仆思想。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自以为是人民的父母官。这些没有传统道德的腐败分子太不自量了。四是利民就是公义。在公私关系上，在义利关系上，许多人觉得很难分清楚。实际上也可以作最简单的划分，为人民谋利，就是公，就是义；为自己谋利，就是私利。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自己，领导干部自己一般都很清楚，是不难分别的。
（来源：《党建》2014年第3期）
林毅夫 ：不要迷信西方主流理论
道路是靠体制作保证，实践证明，中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说明这个体制也应该是有效的。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肯定存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否则，还谈什么改革？现在有些人怀疑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他们拿理论来作为参照，但他们拿的都是发达国家理论，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理论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即便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理论有些发达国家也实现不了，因为它是个理想模式下的理论。一个连发达国家都不一定实现的理论，拿来参照我们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看到的中国自然就是到处都是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理想模式看，同样也有贪污，也有腐败，也有收入差距问题，甚至这些问题比我们更糟，这就告诉我们，理论必须依靠自己创新。而事实上，西方根本也不存在所谓主流理论，凡是认为主流的，现在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都很糟糕。所以他们也在随时更改他们的理论。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0日）
张江：文学“虚无”历史的本质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严重关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它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成为符号的人与事，也进入到当下的现实之中。它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以价值的方式引导社会生活。有关历史的文学叙事，通过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审视现实，面向未来，获取进步的智慧并凝聚文化共识。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又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更加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一些文学对历史进行“虚无”的行径更加放肆和轻佻，几乎丧失了底线和“节操”。许多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轻侮和傲慢丝毫不加遮掩，有意阉割历史的意图显露无遗。文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文学叙事中，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历史的传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价值的传承。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4日）
林甲淳：当官的“难”与“不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纪国法对各级官员全方位的约束日益严格，法网越撒越大、笼子越扎越紧、板子越打越重，特别是在不断拧紧螺丝、上紧发条的态势下，很多官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高压反腐的恐惧，民意监督的不安，名缰利锁的纠结，特权思想的旁落，能力本领的欠缺。当官为什么越来越难？一是“油水官”难过“惩治关”。二是“慵懒官”难过“考核关”。三是“忽悠官”难过“群众关”。四是“逍遥官”难过“媒体关”。实际上，为官只有放平心态就不难：千难万难，放下欲望就不难；刹官气，走好党的群众路线；禁贪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护“公器”，给私欲戴上“金箍”。
（来源：《领导科学》2014年3月下）
张笛：游走在道德边缘的“次道德”
在实际生活中，触犯规范的“不道德”行为可以说较少，更多游离于道德和不道德之间的是“次道德”。“次道德”是一种既无法说它特别坏，但也绝不是好的行为，比如在餐厅里，一张纸可以擦干净，却用很多张纸；认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这些公益问题跟自己无关；为了某种利益而假离婚或假结婚，等等。“次道德”可以说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不直接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或出于某种不光彩的心理降低契约精神或荣誉责任。简单说，“次道德”就是人人心中都有的“小黑暗”。“次道德”行为不违法，但是带有那么点“不光彩”、“上不了台面”的味道。“次道德”不会直接使人变坏，但会使人的格局慢慢变小，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来源：《上海支部生活》2014年4月上）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前都日渐衰败。 美国政治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不论它们如何演进，也不论它们在过去发挥过多大效力，这三个特征当前都出了问题。第一，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往好了讲，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也就是说太过民主了，有太多的行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调整公共政策。我们当前需要更强大的机制，以力促实现集体决策。但由于政府的司法化以及利益集团影响力过大，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建成此类机制。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