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中西部省份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在建造住宅，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口，可惜这些住宅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鬼城”。我们必须意识到，流动人口在寻找的其实是工作而并不仅是一个栖身的住所。
三月份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尤其是禁止浪费投资方面、迎合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需求方面、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发展新融资来源方面，无不恰如其分地着重于改善城市化质量问题。这份规划最终的目标是，中国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五十四的城市化比例，达到2020年百分之六十的城市化比例。
然而，一个看似合理的规定却成了这份计划的缺陷：“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且将流动人口引流到中小城市。这种限制不仅有违三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即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政府说了算。同时也会让中国经济更加难以达到所需的生产收益。
在扶持主要沿海城市发展几十年后，优先发展北京的重点政策在这几十年中渐渐转移到了促进各地域平衡发展，这不免让人想起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在2020年之前约一亿流动劳工人口将会正式享有城市居住的权利。但是，超过两亿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仍然无法借助新计划获得居住权，也无法享用社会服务及安全保障。
在城市、省级、中央三方利益格局之间寻求平衡和共识一直是个大难题。因此，新的城市化计划采用计划经济的方法，试图控制城市规模和影响流动人口去向。类似的研究包括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完成的一份报告，报告就政府控制城市规模还是让市场做主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研究成果表明，流动务工人员更应该移居到大城市中人员需求度高以及最能贡献生产力工作的地方，而不应该留在小城市里。
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的居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外来人口，而小城镇却截然相反地希望成为更能吸引人才的城市中心。特别是中西部省份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在建造住宅，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口，可惜这些住宅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鬼城”。我们必须意识到，流动人口在寻找的其实是工作而并不仅是一个栖身的住所。
中央的城市规划部门觉得大城市的规模太大，这个思路不难理解。中国有六个“巨型”城市，其人口超过一千万，二十五个大城市的人口超过四百万。许多“一把手”也想知道为什么城市规模会影响到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推动城市扩张的压力来源于企业和劳工集中带来的利益，同时也导致了专业细分化和高价值服务的需求。中国城市的生产力十分高，城市人均收入超过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相比之下，印度的城市人均收入一直在农村人均收入的两倍以下，并且城市化比例十年都没变。
中国大城市的生产力比小城市高得太多。如果劳动人口仍然无法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自身需求寻找最合适的工作，却只是考虑着地域问题，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将会恶化。
此外，大学生最希望在大城市就业。在过去十几年中，大学生就业群体已经扩大了七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们的失业率是半熟练工失业率的四倍，起薪也越来越低，大学生这种政治敏感人群将面临大城市就业的限制。而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大学生在出生地以外的州工作。
政府应该积极面对商业压力，不要试图把经济增长分散到小城市，而且正是商业压力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活动的迁移。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地价和人工都会升高，对地理位置要求不高的工业自然会搬出人口密集的中心，它们更可能搬去小城市落户。然而，大城市往往是高价值的商业活动温床，这样也可以鼓励创新并且吸引更多人才。因为优秀的人才喜欢互相协作，并且全球化会为这些高端人才带来更多收入。
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首的十几个大型城市的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金融、物流、工程(即使制造基地已经缩减)等复杂服务仍有上升空间。现在的中国需要更有效的城市化进程，一个让城市可以不断响应变化的城市化进程，而不仅依据中央指示执行城市化命令。
很多人抱怨大城市交通太拥堵了，环境污染够严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城市管理的缺陷。换句话说，这些问题和城市规模太大其实没什么关系。几十年前，东京，首尔，台北这些亚洲的主要城市也经历过同样的交通和环境问题。而现在这些城市变得更大了，但是污染却减少了，交通也改善了。扩大城市规模不会让我们已经面临的问题更糟，如果城市管理有所改善，那么这些问题也会改善。
在中国，我们需要融资制度和土地管理政策来鼓励更加密集的城市发展，同时我们需要良好户籍政策来促进劳动力流动而不是加以限制。如果中央处理得当，大城市的规模将继续扩大，同时污染变得更少，更适宜人们居住。
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将会持续提升规模，当然这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中央对流动人口政策的把控。只有在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才会达到国家需要的生产目标，从而能够在这个十年内维持7%的经济增速。(翻译：栗施路)】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黄育川
(本文作者介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Yukon Huang。获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经济专家，其观点在主流国际媒体和专业期刊中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