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晨，韩国“岁月”号渡轮在从釜山驶往济州岛途中倾覆，酿成自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后韩国最严重、伤亡最惨痛的海难。由于船上乘客中有多达325名参加春游的学生，这些许多尚不满18岁的学生，又占据死亡、失踪名单中的大多数(截止韩国时间4月20日18时确认死亡58人，失踪244人)，引发韩国内外高度关注和普遍震惊，许多人对海难起因、发生过程疑虑重重，对航行过程中及海难发生后的一系列可能的失误深表不满，要求查明真相、追究责任、严惩责任人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上至韩国政府，下至普通船员、教师在内的许多“关系人”构成极大压力。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关系人”们表现迥异：或痛哭流涕反复致歉，希望获得谅解；或闭门谢客钳口不言，惟恐多说多错。其中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安山市檀园高中的姜姓副校长(Kang Min-Kyu)了。
据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位52岁的副校长本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春游活动，本人当时也在“岁月”号上，海难发生后，他和一些同学被赶来的救援者救起，并安置在一间体育馆里。由于对被自己安排出游、带上渡轮的许多学生因海难死亡、失踪或蒙受痛苦、惊吓深感内疚和不安，他在留下一封“请将骨灰撒到渡轮出事的海里”的遗书后自缢身亡。
对于姜副校长的做法，一些人表示感慨、敬佩，认为此举是“知耻近乎勇”，敢于为自己的失误负责的做法。有的评论者还将姜副校长的勇于担责，和被传在海难发生时发出“乘客留在舱中待命”指令，自己却在弃船时率先逃跑的船长、69岁的Lee Jun-seok相比较，称二人为“‘岁月’号海难责任人的正反两方面典型”。
姜副校长在猝逢大难时能反躬自省，引咎自责，并主动承担责任，的确体现了一名长者的胸襟和道德自律，是令人感慨的，但公平地说，对与一名教育工作者而言，自杀并非表现责任感和勇气的正确选择。首先，从责任上讲，作为春游活动组织者，姜副校长固然应对学生安全负责，学生中出现重大伤亡，他当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但春游活动本身并非不负责任的冒险，海难只是意外，其责任也不应由并不掌握航海技能和船只操纵权的副校长来承担——或至少不应主要由他来承担，可以说，在责任人中，他的责任是相对较轻的，他且捐躯，其他人势必蒙受更加沉重的压力。
其次，许多人都知道，重大灾难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也好，幸存者也罢，都势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精神、心理的极度脆弱状态，未成年人尤甚。作为副校长，作为此次春游的组织者之一，有义务在此关键时刻，担负起为学生、为家长们减压的责任，帮助他们尽快度过生理、心理难关，不至于长时间沉浸在悲伤、痛苦和极不正常的心理、情绪中不能自拔。
姜副校长不仅在如此关键时刻选择了放弃责任，而且还死在幸存学生、家长聚集，情绪“气场”极度脆弱敏感的体育馆里，恐将令后者的心理、精神状态雪上加霜。正因如此，姜副校长的选择固然令人唏嘘，却不足为训，更不宜作为楷模，于此时此刻加以赞美、倡导。
勇气是值得提倡的，但相较于死亡，履行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在重压下、在今后漫长生涯里承担责任、迎接挑战，需要更大的勇气；负责是一种美德，但相较于引咎而死，活下来去面对一切，是更有责任心的表现。
死者已矣，作为生者，我们应该鼓励、赞美真正的、更有意义的勇敢和责任心，这才是对存者、殁者最有担当的交代。
作者：陶短房 专栏作家、评论人，旅居加拿大，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