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的秘书现象而言，不论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还是外部的企业中，秘书存在一定的权力和信息的寻租空间，并很有可能成为外部利益的转介者，谋取个人利益。一提及秘书，为什么这么敏感呢，实则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中对于远近亲疏的一种行为界定，而基于此种界定的人际关系一旦成为利益的标杆，就容易产生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
来看看秘书（Secretary）的定义：
1.一定的行政职务，官员的行政助理或者官员级别。2.写字楼及商业机构内的文员职位，专长是速记、打字、安排日程、会议、订机票、订酒店等。本文讨论的，主要是行政体系内部的秘书，自古以来，核心权力系统内部，往往需要秘书这一职务来承担官员的部分工作职责，或者辅助其处理日常事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也不一样。
古代秘书的称谓
古代掌管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官是秘书，现代秘书与之还是有些渊源的。汉代设有秘书监、秘书郎，三国魏有秘书令、秘书丞，由此可见，早就有“秘书”之名。但那时的秘书不是官名，一定要在秘书后缀上“令、监、丞、郎”等字，才能算是完整的官名。此外尚有“秘书省”，这是南朝梁武帝（公元502－557年）开始设立的官署，是行政机关，虽有“秘书”之名，但与秘书无涉。
明清不设此官署，也没有“秘书”的职称，明代陈继儒虽有《许秘书园记》一文为长(常)州许自昌作，但许自昌仅是一位喜藏书、刻书的士绅，称之为“秘书”，想是对他的美称。清代各衙署设文案，称“师爷”，不称“秘书”。民国时期开始，大多数的行政机关都设有秘书，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秘书，在中国是从民国开始的。
秘书的独特地位
秘书一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不断丰富，特别是行政体系内部，从单一的助手衍生为一些关键的职能岗位，承担着重大的权力和责任。秘书，一般而言，是联接上级领导和下属，以及本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纽带，承担着信息沟通，文件处理，会议安排以及部分的行政事务，可以称为是官员的个人保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作方式、工作效率和方向。
在中国历史上，带有秘书性质的人员干预核心权力也是常有的事儿，比如最开始是后汉时期的宦官。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在封建帝王时代，宦官是距离核心权力最近的人员，很大程度上行驶秘书的职责，而宦官干预行政，也正是权力分配和信息沟通中掌握一定主动地位的表现。
就当前的秘书现象而言，不论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还是外部的企业中，秘书存在一定的权力和信息的寻租空间，并很有可能成为外部利益的转介者，谋取个人利益。一提及秘书，为什么这么敏感呢，实则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中对于远近亲疏的一种行为界定，而基于此种界定的人际关系一旦成为利益的标杆，就容易产生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
在行政体系内部，秘书成为了部分官员进行利益博弈的渠道。相对而言，秘书接近核心权力层，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核心决策的执行和下达。而秘书作为一种行政官员的辅助，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官员的形象和部门的利益，在与外部的交流中，不能排除存在一定的利益绑架。
说到底，秘书能成为一种聚焦的社会现象，主要还是一个信息沟通和不对称的问题。这就比如在两个体系之间夹上了一层窗户纸，而这层窗户纸只有秘书才能揭下来，这样一来，秘书就可以通过信息上的权力优势来进行某些不正当的利益索取。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主要还是需要打通这个信息沟通的渠道，让秘书无所遁形，无法掌握这种基于地位和距离所产生的优势。
借鉴一下互联网的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信息沟通的成本，特别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这种成本主要是担心得罪了秘书近而给上层官员留下不好的影响。提供多渠道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渠道，同时对秘书的信息截留的可能性做更多的防范。互联网强调的是开放、透明、多渠道，而秘书现象成为一个敏感的词汇，其弊端也主要在于信息、决策、权力的易获取性，需要采用措施限制其操作的可能性。
作者：拯迪 金融分析师陈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