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三座万达广场落户通州区，图为建设中的通州万达广场）
日前关于北京“副中心”的“各自表述”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颇惹人关注的一道“风景”。先是爆出保定成为首都“政治副中心”的说法，后来更正为“行政副中心”，并引发通州、保定、廊坊的“纷争”，而天津的武清也不甘寂寞加入战团，媒体也竞相推出谁更有资格当“陪都”的城市排行榜。再后来河北“单方面”证实并宣布，保定在“河北省”的规划里是作为首都行政副中心的级别来对待的。
那么作为首都的北京是否甘心被“副中心”呢？
前不久，北京相关领导在视察通州时指出，通州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这是一个很“艺术”的表态，一方面亮明了北京的选择，更倾向于通州作为副中心，而近年来也一直有通州会成为政务中心的说法，另一方面又很“讲政治”，只说通州是城市副中心，而没有说明是什么副中心。因为一旦明确说是什么性质的副中心，一方面有和保定“别苗头”的意思，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最终裁量权，显然不符合官场“规则”。
明白人都知道，事关首都副中心，相关各方可以表态，可以被表态，可以反表态，但最终都不能忘了要加上一句以大局为重、听中央安排。
此外，在点明通州是“城市副中心”的同时，北京方面还提出可与天津的武清和河北的廊坊“组团发展”。这是一着妙棋，既通过“迎合”廊坊和武清的副中心梦“孤立”了保定，又可以通过三地联动就地启动京津冀一体化。
大京津冀一体化既然不易，小京津冀一体化不妨先行，这显然是一件政治上非常正确的事情，而以通州带动武清和廊坊的发展，则又无形中暗示无论是大一体化还是小一体化，北京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确实证明，有“核心”的一体化比没有核心的一体化容易推进，而有单独核心的一体化又比双核心甚或三核心的一体化容易推进。这也是为什么以某个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群的发展要比双中心城市群要来得顺畅，也更易见效的原因。
凭借上下级关系，资源的调度、重组和分配都要容易得多。双城记则往往难唱很多，跨省城市群则难上加难。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端看草的行政属性。
因此，最“痛快”和最便捷的一体化方式，还是把需要一体化发展的地区先在行政上加以一体化，如此方能布局有序，腾挪有致。上级城市可以通过各种“新规划”堂而皇之得到下级区县市的土地，从而极大拓宽自身的产业腹地，自然也就会慷慨大度地把下级区县市将户籍及相关福利以及基础设施给一体化配套。
因此，不考虑行政边界的“谁与谁同城”和“谁做谁的后花园”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户籍福利和基础设施延伸的半径取决于行政权覆盖半径，如若某区县划归某中心城市，则户籍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会迅速推进，反之则基本雷声大雨点小——广州市增城区的迅猛发展和长株潭一体化那么多年的“融城”速率可以充分比照参考。
回过头来看此轮关于“副中心”的纵横捭阖，则充分凸显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的不足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一体化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组，谁付出，谁受益，谁得到什么，谁失去什么，这些事关成本收益法的问题是一切的关键。理想的状态自然是相关各方通过优化重组优势互补共同做大蛋糕共同受益，但由于最终得失的平衡要看最终利益的分配，所以在最终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具象化之前，当然是先把好处“落袋为安”才是上策。
因此，“副中心”肯定是必要的，分流人口压力，缓解交通拥堵的好处也是不言自明的，但由此导致的优质资源外流和房价下跌则不是那么可欲可求的。也因此，“副中心”最好在自己辖区内，如此中心区的资源外流是可以接受的，肉总归还是烂在自己锅里，而如果中心区房价下跌成就了郊区房价上涨，则更是皆大欢喜，因为中心区房价走低还可以获得“政治正确”的加分。
一体化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明确自然反过来导致一体化动力机制的不足，而相关考核机制又加剧了这一倾向。不惟GDP，难弃GDP，以行政属地的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机制依然在发生作用，那自然难以指望各地为政者痛快大方地将优质资源让渡出去，而更可能是把难题一体化出去，把利益一体化进来。
在这种政经架构下，冀望市场一体化先行显然不现实的。珠三角的市场一体化比长三角要好，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又比京津冀一体化要好，关键因素就在于珠三角基本落在广东一省辖区之内，而长三角中只有上海一个直辖市。行政上先理顺，市场才能迅速跟进。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最强有力的参与依然是各个行政主体，那么有关一体化推动和谈判的主体也只能是各个行政主体，在其中折冲樽俎的只能是更高一级的行政主体。而历史上行政对市场的放手，基本上都是因为更上级的行政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剥夺”了该行政对某一经济资源的处置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地烽烟四起的的羊毛、生丝、生猪等原材料大战的终结，主要并不是因为原材料市场的一体化，而是中央通过分税制使得地方对初级产品的“垄断”失去意义。
换言之，是顶层设计发力下导致的行政藩篱撤除，才给市场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能给人们以清醒的认知。一个地区一体化的扎实推进，最会有效的方法是要么从行政层面着手，通过行政区划的重组来达到局部的行政一体化先行，进而徐图市场一体化跟进，要么超越地方行政主体，以更高层级的行政主体来统一配置规划医保社保等社会福利、教科文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非市场资源，进而为“人”这一最重要的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进而倒逼其他市场资源的跟进，最终“驯服”行政主体，但这显非一朝一夕之功。
而从最根本层面来说，到底如何实现行政主体一方面主动退出市场运作，一方面又能积极为市场运作提供正外部性，才是最重要的命题。如果此一命题成功破解，则不惟京津冀一体化，全中国的有序、高效的市场一体化可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亦成明日黄花。
来源：腾讯
作者：苏琦，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