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有媒体报道乞丐这一职业的“高收入”，在引起人们的惊呼的同时，极大地唤起了人们对乞讨人员的憎恶和受骗感。有部门建议，乘客不要向乞讨人员进行施舍。事实上，报道的简单乘法夸大了这一群体的收入，而且混淆了群体与个体的区别：纵然有个别乞讨人员在个别情况下有较高收入，也并无可持续性，也不代表一个群体的收益。否则的话，乞丐这一“高收入群体”将会在经济激励下大量增加，但多年来，并没有相应数据或者感受支撑这一点。
城市乞讨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可能还要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而城市也确实需要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那么，如何来处理这样的矛盾？治理中应当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呢？
区别乞丐的不同存在
在城市乞讨的各类人员，构成非常复杂。但纵然是凭借市民自己的眼睛，也可依稀分别出哪些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哪些是“身份”存疑的人。
年老、衣着怪异(一般有精神疾病)者，及比较正常的残疾人士，一般而言是确实需要给予帮助的“正常乞讨身份”者。也有一些出自贫困地区，出来“淘生活”却一时落魄的流浪者。从古到今，这些人都从未绝迹于我们的视线，而人们也总是能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同情，并因而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
即使是一些“游手好闲”之辈，不思进取，好逸恶劳，因而沦为乞丐者，既然能抛弃个人尊严，人们也视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一种权利。厌恶固然难免，但也从未在制度层面对此进行过禁绝。说起来，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也是制度的美德。
而有一些“乞丐”则完全不同。据媒体报道，一些人丧心病狂，将拐来、捡到的残疾儿童带出去乞讨，甚至因“想要要到钱，手脚不能全”而故意致残儿童，或者对儿童使用迷药。有的操控多名儿童进行乞讨。这些是违法犯罪行为，应与前述的正常流浪乞讨行为区别开来。
另外，有一些父母，将亲生孩子带上以乞讨为生，此为违反基本伦理道德的行为，或者是违反相关法律(比如《义务教育法》的行为，自然也属“非正常乞讨”之列。
区别乞讨者的不同存在，是讨论如何治理乞讨行为的基础。
应对乞讨者“分而治之”
对乞讨者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应以严厉而有效的手段进行打击，而不仅仅是“曝光”、“制止”这么简单温柔。对乞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不力，或者手段不多，是造成目前乞讨乱象的重要原因。打击乞讨中的犯罪行为，以及对乞讨中的轻微违法行为制定相应措施，进行有效处理，并不需要经受道德指责。哪怕是正常乞讨人员，也会对此表示欢迎，毕竟，这些人用不正当手段抢了他们的“饭碗”。
而对于正常的乞讨者，只需要规范其行为即可。地铁内的规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循的，并不需要以“治理地铁乞讨”的名义为之。只要不强行乞讨(在一定时间、地点，卖艺、下跪等行为也是一种强行乞讨)，就没必要对这些群体进行特别治理。
城市是中国各地的经济中枢，而非国中之国，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的存量，其中情况万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个体差异，都可能导致乞讨现象的发生，由于城市的“发展机遇”，这部分人向城市集中，特别是向大城市集中非常正常。在较长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彻底消除贫困，这些贫困人口的流动无可避免。城市既承载着许多人的创业梦想，也承载着许多人的生存机会。各大城市不可能关上城门，也不可能将这些人都赶出城外——这与一个城市民主自由法治的前景息息相关。
城市品格体现在市民善念之中
许多部门、甚至包括个别救助站曾建议，教育市民不要向乞丐进行施舍。这条建议看起来很“市场化”，但却与中国传统行善文化相悖，甚至与相关法规冲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而市民(乘客)对乞讨者的随手支援，显然是一种个人救助方式，是国家“鼓励”的行为。
在我看来，即便抛开法律不谈，一个城市的美好与否，不也仅仅是看其表面的光鲜程度，作为一个多元化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包容度更能彰显这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当一个城市能够为生活无着的乞讨者提供生存的机会时，这个城市是包容的；当乞讨者可以在城市居民的施舍中生存下去时，这个城市是温暖而有爱心的。
一个乞丐都无法生存下去的城市(并非是消灭了贫困和乞丐)，很难想象这个城市是一个有爱的城市；而一个靠教育人们不行善来“消灭”乞丐的城市，恐怕这才是最大的一种耻辱。
舍弃城市管理的“面子思维”，对正常的乞讨行为，无妨视之为个人的生活选择方式(谁能说红尘历练和深山靠香火吃饭有多少高低之处)。对需要救助的给予救助，对于不需要救助的，也无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实施别人并不需要的“救助”。如果真正舍弃了城市管理的“面子思维”，无论是乞讨行为，还是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恐怕都要务实得多，也要和谐得多。
作者：廖德凯 专栏作者、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