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以一己之力煽动长江教案和义和团的周汉。百年之后，各地暴力事件仍旧是谣言先行，社会闲散人员带头宣泄，“知识分子”和“民意领袖”引领愚众的狂欢。以“正义”为名的造谣和施暴，在乡土中国一遍遍的上演，但从未有一次带来进步结局，无非是宿命轮回罢了。
秦志晖一审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薛蛮子回到微博继续谈笑风生，当局打击“谣言”的行动暂告一段落。但全国各地由谣言引领的群体性事件仍不时发生，部分因社会闲散人员的参与而引发暴力冲突。回想起一百多年前因“谣言”导致的“长江教案”，不得不令人感慨特定社会局势下谣言的惊人威力。
19世纪60年代后，教会获准进入中国腹地。90年代初，长江流域教堂林立，天主教会、耶稣教会纷纷买田置地建教堂，并在各地兴办教会学校、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收容救治数万名弃婴。
1891年5月，安徽芜湖天主教堂的两名华人修女外出探视病人，见一家的两个小孩患传染病，征得其父母同意后，带回教堂医治。路上遇见小孩亲戚，起了争执。亲戚召集路人，指责教堂迷拐幼孩。群众将两名修女扭送保甲局和县府讯办，知县查明情由后将修女释放。但民众认为官府包庇，群情激愤。次日芜湖城又传有幼童失踪，上万民众随后涌向教堂和教会学校，攻打焚烧后，又围困海关和英国领事馆。后被安徽巡抚派兵船驱散。
芜湖教案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安徽和州、安庆、广德等地均发生民众围攻焚烧教堂、殴杀教职人员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江苏、江西、湖北、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一场反教大风暴，多处教堂被付之一炬，流血冲突不断。各国驻华公使纷纷照会清廷要求严查。
民众为何如此仇视教会？传教士们调查发现，充任暴力事件主力的，都是民船水手、挑夫乞丐等社会闲散人员，并有发生骚乱的城市，事前皆有一批湖南人散发揭帖，传布谣言，煽动民众，情势紧张时有人带头冲锋陷阵，指挥民众打砸抢烧。而早在1890年，反教文件就已经贴满长江中下游的大街小巷。这些宣传品称洋教拐骗幼儿，挖眼入药，激起了各地老百姓普遍的仇教情绪。
近一步调查发现，反教材料都印自长沙宝善堂，主使者是周汉。周汉是湖南宁乡人，曾在新疆刘锦堂军中帮办营务，官居四品陕西候补道，后因病回到长沙。因系传统士绅，奉儒教为正统，周汉对湖南出现的大批外国传教士和他们传播的“洋教”极为痛恨，称其为“猪教”、“鬼教”。从1889年开始撰写反教作品，并大量刻印传播，进行反教宣传。
从1889-1898，整整十年间，周汉创作了三十多种反教宣传品，包括《天猪教》、《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等，且形式多样、极具创意，既有论说，又有对联，还有民间小调、漫画等，通俗易懂，便于传播。
这些反教文件，有的以名儒后裔名义发布，如《周程朱张四裔孙公启》；有的谎称是名臣名将所作，如《棘手文章》等；有的以儒释道三教联合名义发布，如《儒释道三教弟子公议防驱鬼教歌》等，有的以印刷和屠宰等行业名义发布，如《湖南全省书坊刻刷商民公禀督抚宪稿》、《湖南全省屠行公议》等，有的以湖南全省名义发布，如《齐心拌命》等。仅一本《鬼教该死》的白话唱本，就刊印了80万册，散发到包括新疆、甘肃的全国各地。其内容非常粗鄙、惊悚，煞有介事的描述了教会“挖眼炼铜、割妇女奶”等种种罪状。
简言之，周汉一个人代表全湖南人民，假托各种身份和立场对教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揭批，造成了三教九流一致讨伐洋教的强大舆论。周汉作品中揭露的教会罪行，包括“挖眼、割肾、扒皮、取心”等，基本都是造谣，但民众却深信不疑。湖广总督张之洞称“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其事，有触即发。”“湘鄂两省，赞周汉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蔡少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依靠立场激进、别出心裁且深入人心的反教宣传，周汉本人名噪一时，成为爱国义士，“虽足不出两湖，而举国皆知，声名甚至及于国外。”
查明“长江教案”系周汉造谣煽惑后，清廷下令湖广缉拿，但由于周汉已是声名卓著的“意见领袖”，民情激昂，有人威胁抓周汉即杀尽长沙教民。出于对民意的忌惮，地方官府最终没敢遵旨，仅仅销毁图书，关停刻坊，将周汉革职了事。
周汉不仅反洋教，还反洋务，曾率领湖南生员驱逐洋务派的地方官。清末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矢志维新，办洋务，设矿务、轮船、电报等，领全国风气之先，同时遭湖南当地保守派攻讦。周汉在湖南继续进行反教宣传，不仅影响了湖南政局，也使全国局势更加紧张。令陈宝箴极为头疼又无可奈何。
1897年，巨野教案后，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巨变在即，周汉仍孜孜不倦的制造攻击教会的宣传品四处粘贴。迫于外国的压力，也出于对周汉的保护，陈宝箴以“疯癫成性”为名将周汉监禁。
不久义和团在华北兴起，旋即酿成“庚子国变”。而义和团传布的反洋教揭帖中“挖眼”“扒皮”等内容，不过是周汉的老谣新传。
周汉始终以“忠君爱国”自居，称“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万世万国所应尊仰者也”。但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反教宣传，除了导致社会动荡和中外纠纷，于时局毫无裨益。而当时乡民、士绅均十分敬重周汉，推崇其为“忠义之士”，则只能令人感叹农业社会的愚昧和儒家知识分子的守旧排外。辛亥革命中充任主力军的哥老会成员，正是周汉发起的长江教案中的带头烧杀施暴者。
周汉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以造谣为手段，蛊惑民众，煽动暴力仇杀，本是为实现扶清灭洋、重振儒教的伟业，结果却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导致局面复杂化，最终没“谣翻”洋教，却“谣翻”了大清。
百年之后，各地暴力事件仍旧是谣言先行，社会闲散人员带头宣泄，“知识分子”和“民意领袖”引领愚众的狂欢。以“正义”和“反抗”为名的造谣和施暴，在乡土中国一遍遍的上演，但从未有一次带来进步结局，无非是宿命轮回罢了。
作者：吴致远 侦察员，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