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上讲，清代的法律极为复杂，但清代却又是一个极度依靠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从地方官员处理各种案件的情况，我们对这一现象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清律的复杂主要在于例，所有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除了依照律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例。重要的案例载入国家所编的会典，比如自康熙时起，每朝都要对《大清会典事例》进行修订，乾隆时有，嘉庆时也有，光绪时也有，每朝都出一套“会典事例”，重要的法律变化、修订，案例，都有明确的记载。但这并不是办案的全部依据，大量的案例收藏在各相关部门，作为办事依据，所以清人就有“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的说法。清人震均《天咫偶闻》卷一说到内阁处理题本，“每题一事，必先引例载若何，而今此事若何，查与某例相符。或事于例虽未符而有某例可援。且查曾有某事即照此例办理，今此事与此例相合与否。凡题一事，必引例数次，声叙亦数次。初视似繁文，然苟少与例不符，即无办法”。而中央各部门中，“刑部本尤密，人命至重，不惮详慎也”。内阁办一事，要不吝繁复，查找以往的事例，而刑部因为人命关天，更要不怕麻烦，要找到断案的依据，找得相符的例子最好，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事例，找到一些相似的事例作为参考也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题请、判决，往往会遭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驳议。清代地方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对刑名事务往往知之甚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地方官员们对于师爷和吏胥要深深的倚重。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中，师爷权重的原因，因为这些人掌握了“例”这一有力武器。
但事情也不是如此简单，掌握了“例”却也不一定完全依照律与例来办案，强干的地方官和有办案经验的师爷，对于任何案子，都能在复杂的律例中找到依据，律例过于复杂，就给了这些人上下其手，任意引伸，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康熙时山东巡抚徐士林曾说：“大清的律例犹如《本草》这样一部药书，不善用药的医生会杀人，不善于用律的也一样”(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七，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193页。)。
地方官员办案遇到律例与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往往会任意引伸。清代此类案件极多，颇能说明问题。
康熙间：某旗人与父母分家单过，其继母与邻人有私，而其父身体有病不能制止，对他说：儿代父杀淫人，这旗人真的就把继母和邻人杀死，而后主动投案到官衙。按律，这旗人杀死了继母，是以子杀母，是大逆灭伦之罪。大理寺官员邱象升觉得旗人杀的是与外人通奸的继母，对他很同情，于是援引《春秋》等经典，反复申论，说这继母不能算是他的母亲，他是“从父命，杀父仇”，不能以大逆论罪，应该减等治罪。最后案子以邱的意见为准了结。(清·陈康祺《郎潛纪闻三笔》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752-753页。)
光绪某年，有一男子，其妻与人私奔，逃走了两年了。他长期四处查找，终于有一天，在几百里外的一个地方，找到了逃走的二人，他一怒之下，把两个人全杀了。按律，他是必死无疑，但判案的官员觉得他是追杀奸夫淫妇，其情可悯，找了个案例来判他无罪。案子到了刑部，部员觉得援引律条与案情不符，因为按律例所载，律例规定杀奸夫淫妇免罪应该是在通奸的现场，如果不是在现场抓获，则不能援引这一条款。案子发回到广东，这师爷是个极有经验、文字功夫极好的人，把判词改为“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意思是说，通奸的逃跑，所到之处都是通奸的现场；到处找不到他们时，一见到时就算是在现场抓获。重新报到部里，尚书对这判词“大为激赏”，立刻就批准了这一判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刀笔”，可以活人，也可以杀人。所以当过刑部尚书的姚文然也说：“刃杀人有限，例杀人无穷”(清·陈康祺《郎潛纪闻三笔》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687页。)。
律例过于复杂，势必是徒法不行，最终还是要靠人治。如在福建等地，常常出现人犯出钱请人顶罪的事，即清史上有名的“宰白鸭”现象，但官员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往往知而不问。清代地方上各类案件的处理，主要看地方官个人，于是，有的地方官赢得了“青天”的美誉，有的地方则积案千百，无人审理，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官员与吏胥、地方劣绅等沆瀣一气，利用案件审理敲剥百姓以自肥的情况。
同治时，合肥县令蒯子范以善于判决诉讼著称，不假手于师爷、书吏，当庭书写判词，赢得当地百姓赞誉，人称“蒯三爷”。有资料记录了他当时的一些判词，其间也能看出廉明强干的地方官审案的一些情形：
某乡有姚氏两邻居，因土地事务发生纠纷，甲控告乙占了他三尺田，乙则说甲先占了他的地基，双方发生口角，以至“互有殴伤”。蒯子范判词说：“愚民无知，每以纤小事故，酿成祸端，可胜浩叹。”并说，这官司打下去，再传集邻证，书办、差役人等必为饱其私欲而压榨，那时小民百姓终年勤劳所得，必为剥削一空。判词即令两家各还所占之地，好在所伤不重，各自医治，“减一分讼累，即培一分身家。区区苦心，尔小民其共体之，而共谅之”。
有徐氏女子嫁与梅姓人家，夫死守寡十余载，忽有徐氏胞弟上控徐氏与邻人张姓有私，并引徐氏小叔子为人证。蒯子范当庭一审，立即判明，此案乃徐氏小叔子梅某想要夺得徐氏房产，串通徐氏之弟前来告状。判决“徐氏粗有衣食，恶党利其资财，为索黄金，翻成白舌。当各予以重惩。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并押令迁出”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259-262页。)。
蒯子范所办案件大略如此，对于民间纠纷，尽量从速结案，以免吏胥等从中欺诈谋利，因此赢得当地人的拥戴，甚至当时外国报纸对他的判词也多有登载。
遇到某些昏愦的地方官，一切交给师爷、吏胥，以至事情败坏，不可收拾。丁柔克《柳弧》载，道光间，江南有这么个县令，“不甚识字”，所有事情都由师爷写好了，置于一个大笔管内，凡有上下文书，只会说“取吾笔来”，从笔管中找到师爷写好的文书应付。一天，师爷有事外出，他在师爷的大笔管中没找到现成的办法，只好大耍无赖：“今日我偏不写，看你等怎样？”。
有些地方官专以送往迎来为事，所管地方案件山积，无人审理，接任者如果继续不作为，几年下来，一个地方积案甚至会成千上万。嘉庆时陈文述接任江都县令，发现“前令以迎送为事，积案盈万”(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第57页。)。嘉庆二十四年，因山东省积案过多，嘉庆帝专门调以善于审案著称的童槐任山东布政使，一年下来，审结案件达一千八百起之多，释放无罪狱囚者一千三百余人(清·陈康祺《郎潛纪闻二笔》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341页。)，可见案件积压情况的严重。
鸦片战争以后，吏治败坏的情况愈益严重，“封疆大臣敢于作弊，州县有恃无恐也。设有非分之事，总可馈送，上司既受其贿，不得不包含，遂酿成其深病”。(清·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不分卷，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26页)在吏治总体上愈益败坏的情况下，尽管法律愈益重视地方案件的审结，但地方官员上下包庇，狱讼案件的审理更加混乱。清制最重视盗案，对官员不能破获盗案处罚最重，如境内出盗案，限期中未能缉获，可延期半年，最多可延期二年，称为“四限”，有四限不能捕获者，就地免职，专候捕获盗贼，否则不能复职，称为“四参案”。(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 74-75页。)在吏治不清的情况下，地方官也终于想出办法来应付，在四限期内，无论远近各县如有捕获，则设法令其承认本地案件为其所作，以图免责，实在不行，就百般设法调离本地，赴别处做官，“而视朝章如具文”。继任官员对前任的错案也多半会设法掩护，也为自己的将来留有余地。
一般地方官员在遇到缙绅及官宦人家与百姓发生纠纷，甚至恶意欺压百姓的案件时，往往与前者合流，鱼肉百姓。道光二十五年，候补县令段光清在杭州参与审案，发现有显贵的名片夹于案件卷宗之内，有当地官员的家丁告诉他，这是本地的惯例，显贵及其本族亲属等，遇有诉讼，往往把显贵者的名片放在卷中，表明是“某老爷所托”，地方官得给这些贵人面子。这种情况就如同《红楼梦》所说的“护官符，成为审案中的一种惯例。段某是个新来官员，不吃这一套，结果此后，有此类涉及贵人的诉讼再也不叫他参与了。
简言之，不断地颁布新法，增加新例，并未使清朝成为一个法制国家。狱讼案件的审理中，审与不审，判与不判，怎样判，官员的个人意志仍占据重要地位，很多时候甚至是主导的地位，繁复的成案与案例，有些虽然具有参照意义，但多数时候，不过为官员任意断案提供一些依据而已。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刊于《湖北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