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州公安部门宣布，“贵O”号牌将全部停用;而武汉市公安局也宣布，“鄂O”公安专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至此，全国22个省份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5个省份将其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央视网》，4月18日)
长期以来，“O”牌尽管在方便公安机关执勤执法、打击犯罪、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因享有道路优先权等，且被有些地方、部门超范围使用，而成为刺眼的特权“招牌”。
让“O”牌“下岗”，不等于让特权“下课”。让公车回归平民化，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消除公车特权。然而，公众对此还是有一些担忧：“O”牌终究是特权的“载体”，而非特权本身，将它取消，未必能铲除特权衍生的土壤。公众担心的就是，取消“O”牌只是割除“脓疱”，却没有改变“病在腠理”的局面。
“O”牌车沦为特权车，关键不是在“O”车牌，而是背后的特权思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消了公务用车，把车变成补贴，通过现代高科技，比如电子化的监管、实时定位的监管，来加大从内部对车辆的监管，有了宏观的制度再加上管理的精细化和管理监督力度的加大，逐渐减少特权滥用的思想和现象。
取消“O”牌还须割掉“特权尾巴”。将公车治理嵌入改革作业面和透明政务链中，既应厉行公车改革，遵循“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思路，对超配公车进行拍卖等，也要收紧公车支出预算，将其费用晾在公众眼皮底下，将“特权车牌”上网，实行派车登记。若不对特权意识“清零”，没了“O”牌，特权车穿上新的“隐身衣”，特权照样有腾挪余地。
(文/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