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我本科的母校。历史学系，当年我跟那里的师生不少相熟。那是20年前了。20年后，4月16日晚，一位25岁的中大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小蔡，在宿舍里用皮带自缢。第二天，是他的毕业论文截稿日。据媒体报道，小蔡在遗书里称，因为毕业论文、找工作困难重重，无颜面对家人。
我在4月18日晚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即转发，并评论说：“太糟糕了！虽然有同情，但不得不说这是无意义的死亡。”
这条微博很快被哲学系校友@不加V 转发，评论者众。有几位对我说的“无意义的死亡”不太认同，比如有一位说：“假如得了忧郁症的话，还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身体上的疾病只是感官的痛楚，但是精神上的疾病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说实话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百味杂陈。转发时的评论近乎直觉，就其时论，漫说评论者，我自己也没完全想清我说的“无意义”何指。有些人习惯转了再读，我有时会评了再想。
有人说每一桩死亡都是有意义的，至少死者获得了解脱。他可能是对的，但我不喜欢代死者立言。谁知道他是解脱还是抱憾？所谓意义，其实是针对我们，或者说“社会”而言。生长25年成为一位名校研究生，占用社会资源（生育费用、他人时间精力、亲友情感……）不知凡几，如果死亡可控（不是张晖那种司命无常），死亡又不能对社会产生回馈的价值（黄子华式的讽喻：除非你是屈原，你一自杀，全国人民放假），或许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死亡视为无意义？
这样说，或许带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我不了解学弟小蔡，新闻的只言片语无法帮助我们勾勒一个鲜活的面像。每一次类似的自杀事件发生，总有不少评论指责或惋惜死者不考虑年迈父母的感受，不珍惜可贵的生命。这样的评论不符合我个人主义的立场，我认为我们理应尊重每个人对“是否活下去”的选择（所以我也支持安乐死，只要技术上保证是个人的清醒意愿）。而且，当一个人陷入对死的欲求时，你很难要求他还能设身处地替死后亲友的悲伤负起责任，尤其当他还处于轻言生死的青春冲动期。20年前我在中大读书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杀，当然与论文工作无关。
让我们先假设小蔡的自杀确实源于论文不能完成与工作难找。而据小蔡同学向媒体称，论文推迟会影响找工作。因此这两件事可能源自同一焦虑，那就是论文的难产。
小蔡自杀的新闻，引起我内心最强烈感触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
论文写作，留给大多数研究生的，大概都不是美好的回忆。原因何在？是因为写作环境的封闭？任务的单一而旷日持久？导师与答辩委员会的严苛要求？一边写作一边找工件或考博的依违两难？
回想我自己写硕士论文时，似乎还好，一来下定决心考博，那总比找工作容易可控；二是觉得跟博士师兄师姐们的论文血泪史（打点滴的、浮肿的、脱形的……）比起来，几万字的硕士论文终归显得难度尚低。当时正好一个朋友在五道口附近开广告公司，他给了我半个阳台，我搬来一张电脑桌和两个书架，每天像他的员工们一样上班，读书，写作，有人做饭，累了就跟员工们开开玩笑策划策划，下班了就回宿舍，晚上没书没电脑（十一点连电都没了），也不会熬夜赶工。现在想来这种日子还颇能调剂枯燥的论文生活。
两年后开始写博士论文，就陷入了一种异样的状态。前期每天去图书馆翻旧报纸还好，慢慢进入章节写作，效率低得吓人，一般起床吃完早饭就开电脑，东摸摸西搞搞就到了中午，打了饭吃，午觉，下午又是一阵东摸西搞，就到了晚饭。晚饭后散个步，回来看看BBS上上FTP，也没干什么，时钟就过了十二点。
这日子看上去很闲，但一点儿也不愉快轻松。心上总有块大石头压着，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将它搬开。我那些同学，有一个算一个，状态都不好，平时少有来往，食堂碰见也是眼神恍惚。有一次一位同学还我书，托李铎老师（也是《大家》的作者）转交。到系里找李老师，他一见就问：“论文还没写完？”“没呢，早着哩。”他一声哂笑：“你们都一样！我给你说，再给你们八年，还是这样，信不信？”
两年后，我一个师妹，死活不肯延期（已经念了四年博士研究生），我们劝她：论文导师还不满意，而且工作找得也不顺心，何不再延一年？没准可以两全其美。她抵死不从，理由是：现在看见宿舍的窗帘就想吐！
因此我积累的观感是：或重或轻的忧郁症，已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常态。
我常说食得咸鱼抵得渴，自己选了这条荆棘路，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只是，是不是非要这样卡着逼着学生付出偌许代价去完成一篇论文？未必没有可商榷之处。
当我刚考上研究生时，就听老师们议论，说如果一名学生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么硕士论文就是一种浪费，如果没有硕士论文的压力，学生可以利用硕士阶段更从容地完成学术培训、前期资料查找甚至交换学习等准备工作。如果学生硕士毕业是要从事实用性工作，那么硕士论文的写作也并非那么必要，反而是实践能力的培养比较重要。
现在16年过去了，当然很多高校都有了直博的设置，但大量的研究生，那些需要到三年级才确定自己是否从事学术的，那些目标本来就是从事实用性工作的，仍然在吭哧吭哧地写那些极端费劲、内容其实是低水平重复的硕士论文，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青春心情。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我到了博士三年级，觉得一篇硕士论文算得什么？却花了两年前的自己那么多力气；而工作两三年后回头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又发现当年笔真是紧哪，字里行间，紧张感充盈，很少有涵泳学问的从容心境。
我能理解论文写作期的设定理由：让一位年轻学子心无旁骛地完成他的第一篇论文，从此获得“学术界的入场券”，这确实此生难再得的经历。只是，巨大的压力与单一的生活，最终的效果并不见得如愿以偿。如果我们允许硕士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工作志向，选择更多样的结业形式（调查考察报告、多篇书评甚至工作手记……），给予愿意继续读博的学生不写硕士论文的权利；如果我们允许博士研究生在通过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后，就获得工作资格，在六年或八年之内归校答辩，视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在欧美大学行之有效的制度，跨过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进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我们是不是能收获更出色的学生、更优秀的论文，和更从容的求学生活？我不敢保证，但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
世间总有人会在困难面前软弱与放弃。面对艰难的人生，有些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不是不可以理解与接受。然而，如果是由于人为的设定，导致本可避免的悲剧一再发生（数一数这几年“博士自杀”的新闻），就只会是一种更大、更整体化的悲剧。我所谓的“无意义”，盖缘于此。
来源：腾讯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