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以暴制暴血案，来得太突然。突然到已在现场处置的公安干警，都猝不及防的地步。
从路人被城管致伤，到城管被群众围殴，民众性情爆发，转眼成了“暴民”。这种角色的转换，几小时之内将单方面的暴力，演化成为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暴力冲突。反过来，执法的城管成为弱势，他们与路人黄某一样，以鲜血淋淋的倒姿，给暴力二字，写下了“法治悲哀”四个大字。
没有预谋，没有组织，民众的情绪为何如此爆发？对此，有人责备是情绪化言行助长了他们的偏激，有人以人人自危来哀怨并警示这场暴力冲突带给社会的不幸。
其实可怕的，不是那么多人在为城管被打叫好，而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叫好，竟然找不准真正的缘由。
按照已知的5名城管被打、其中2名城管被殴致“失血性休克”的结果，用法治的标准，定义打抱不平的民众，说他们是暴民，或者暴徒，都不为过。他们理应为自己的暴戾与冲动，付出法律的代价。
但是，谴责以暴制暴的正义感爆棚，与惊人的为城管被打叫好声，本身也是两种戾气的情绪宣泄。人们对以暴制管暴给出截然不同的评判，虽然看上去都在讲法，其实还是在用情，于事无补，反徒添戾气。
去年的延安城管飞脚踏头、瓜农倒地与称砣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两起轰动全国的城管执法事件过后，人们以为生命的代价，已经足以引起执法部门和主管部门的重视，但遗憾的是，更大的城管执法冲突再次在苍南发生。依然是血的代价，依然是背弃法律的方式，只不过这次的起因更甚——率先背弃法律的城管执法人员，将暴力用在了围观执法的路人身上。
以暴制暴是最糟糕的办法，但为什么在很多围观者看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原因应该还包括，许多民众，在一次次率先背弃法律的城管执法人员身上，看不到根本解决这支队伍文明执法的希望，看不到这支社会管理队伍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与敬畏。
一个路人的围观，竟被城管队员以锤相砸，民众对执法人员的监督权，竟然会以生命作代价，还有什么暴力比这更可怕？这与无证设摊的小贩带给社会之乱相比，哪个更甚？
这么说，并不是为以暴制暴的违法暴力寻求法律责任的开脱；也不是说谁先违法，后者就可以同样用违法的方式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执法者如果自身视法律如儿戏，超出了行政权力允许的范围，便注定是一场悲剧。只是，这场悲剧，更多的主人公是被执法的对象，尽管他们或许本身也是违法的。比如无证摆摊的违法行为。
苍南这场暴力冲突悲剧，以令人惊悚的报复方式，最终成为悲剧主人公的，除了路人黄某，还包括了城管执法队员。但是，真正最伤的，还是社会，是法治秩序。在这起事件中，所有流血的个体，都是不幸的，他们都是长期积累的、违法行政造成情绪井喷的、处在火山口上的受害者。
当暴力成为反抗暴力的最后表现形式，所有人都是悲剧中的牺牲品。包括那些本不该受伤的城管队员，也包括那些本不该用暴力来寻找情绪宣泄的打抱不平者。
按照苍南官方发布，路人黄某是上午9时许路过城管执法地点、并用手机拍照时，“在执法人员要求其停止拍照行为无果后，双方发生冲突，黄某受伤，引发群众围观”的。发布称，“经经医生诊断，黄某身体无大碍，情绪稳定”。最终致使5名城管人员被围困殴打，是因为“午后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城管打人致死’的谣言”所致。
若“城管打人致死”谣言属实，发布并传播这个谣言的，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但是，我们不说最初的起因是缘自城管执法时粗暴阻止路人监督、并且使用暴力致人受伤，也不说躺在医院里的黄某，情绪真心有多少稳定，单这一条谣言就能聚起民众如此强烈的暴力情绪，本身就值得社会管理者深刻反思。
为什么城管执法一次次冲突，总是以暴力对抗的形式出现？为什么一次次无论是民众还是城管队员的鲜血，依然不能换取这支队伍与民众冲突时双方应有的法律秩序？不能推动法治的进一步完善？苍南再爆更大规模的暴力血案，除了谣言助澜，民众暴戾的情绪有没有与长期以来违法行政得不到改观、积压了太多失望的情绪有关？
如果城管队伍不是国家机器，那么，用暴力的方式处置城市管理中的违法秩序现象为什么长期以来不被制止？我们的城市街面日常秩序的管理，究竟应该是强制性暴力方式处理，还是用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去理顺？城管的职能范围以及行使职能的法律边界究竟在哪里？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却在一次次暴力冲突之后试图解决有暴戾情绪的人群，便永远是本末倒置。
苍南暴力冲突事件之后，情绪化了的人们似乎都在询问：法律秩序去哪儿了？这个问号，不能是单向的思考。如果法律秩序的答案，不从根本的主体上去问诊，却埋怨叫好或者叫骂的冲突双方情绪化的言行，甚至将暴力冲突过多地归罪于此，则容易将生殖器尿歪了，当成马桶漏了在埋怨。
苍南暴力冲突事件，不能再将其当作不可避免的阵痛了。城管执法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怎么阵痛，都不应该一直痛到现在还在痛，还在更痛。
这么多鲜血洒在地上，再不能推动法治的进步，我们应该感到愧对所有的受害者，愧对民众，愧对这个时代。
作者：刘雪松 钱江晚报记者、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