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城里人，造成城市人口的虚假繁荣。只有让大部分人口由工作地而不是出生地决定户籍，改变身份世袭传递，才能挤出城市化泡沫。
假装城里人，造成城市人口的虚假繁荣。只有让大部分人口由工作地而不是出生地决定户籍，改变身份世袭传递，才能挤出城市化泡沫。
3月25日，世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联合发布《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六大建议，其中户籍与土地制度的改革令人瞩目。
中国目前有2亿多的人口虽然居住在城市，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户籍二元制使这些假装城市人的无法享受统一的就业与社保，他们的最终保障依然维系在农村的土地上，根据中山大学所做的社会学调查，第一代农民工在年老后几乎都返回到家乡。
土地资源的浪费是划地为牢的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的必然结果。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远低于一些国际大城市，巴塞罗纳、都灵、东京等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交叉路口，大约是上海浦东、北京城北的10倍左右，即使是同一座城市，上海浦东的容积率也远远不如浦西的容积率，后者是大手笔规划的结果，先有土地城镇化，后有人口城镇化，而浦西却有与生俱来的自然的城市活力。
城市耸立着大量楼盘，有些新区沦为空城鬼城，却无法容纳从农村来的异乡人，他们买不起城市商品房，低工资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无效消费群体。房地产的资本化过程，是大城市驱逐平民的过程。目前的土地使用存在双重浪费：土地浪费，外来打工人员在家乡的宅基地上建起高房，却不去居住，他们拥有耕地却不靠耕地为生。宅基地5亿亩，其中浪费数量惊人，政府征地拆迁，这些建房成本可以整个社会的沉没成本。
城市新区同样浪费，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先生2012年3月曾经披露过一组数据：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在上边这根曲线始终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曲线。分两个时段，从1990年到2000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83%，但是城镇人口仅仅增加了45%，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更依靠土地的抵押融资，2011年全国土地抵押面积420万亩，抵押金额达到4.8万亿，而当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10.374万亿元。
减少浪费、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率、增加城市人口密度、改变税制增加不动产税等，是世界银行报告开出的药方。
城市群要扩大，城市容纳的人口要进一步增加，与一些建议相反，未来大城市的人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资源集聚、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当初首尔试图阻止城市扩张，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最终顺其自然建成首尔经济圈。未来中国的大城市会越来越大，而后逐步导入到大城市郊区、而后是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试图把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主要引入小城镇的企图不会成功，这与资源配置、与流动人口本身的意愿背道而驰。
城市本身增加容积量是一大办法，其次以未来6年轨道公交发展为契机，大力拓展轨道交通周边的小城市群落，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许北京就是下一个首尔、下一个东京、下一个巴黎。世界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如果南方城市广州（现有人口820万）的密度与韩国首都首尔相同，“可以再塞进400万至500万人”。好处不仅于此，如果中国增加城市人口密度，有可能在未来15年节省1.4万亿美元的基建支出。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首先消化大城市、区域核心城市存量房的现象，而过于激进的、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群的小城镇，可能会出现局部破产，这些地区的库存永远也无法出清。政府强力主导下的城镇化，辅之以便捷的轨道交通，大城市周边的轨道、商业、服务覆盖地区率先受益。从理论上来说，想留在北京的漂泊者，可以买北京周边小城的房子，想留在上海的异乡人，可以买昆山的房子。
中国毕竟不是韩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最大的制约是软性制度的变革。
放开户籍使人随居住地走，城市群之间的户籍、社保能否一体化是重中之重，没有区域内资源的市场配置、人口的自由流动，京津冀内部北京、天津、廊坊虽然一箭之地，却远隔天涯;而上海老年人到昆山养老心有余悸，地铁能到之处，医保却不能到。
土地改革尚未真正起步，让农民享有土地增值权谈何容易，连世行报告都在土地物权保护、农地流转等方面语焉不详，这是中国土地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环。土改如果能够顺利推进，那中国最难的改革也就推进了一多半。
所幸的是，农民工子弟的第三代不会完全重蹈第一代的悲剧，他们是受惠于人口城镇化的一代，起码有几千万人不必假装城里人，可以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安居乐业。
作者：叶檀 财经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