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公司》和《彭博商业周刊》以前，我曾经为《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过很长时间。按说那时的工作只要写写财经商业稿件即可，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同类媒体都会常常报道公共事件——常常是某种形式的危机，涉及自然灾害、医疗卫生、污染、食品安全等等。
这些其实并非我兴趣所在，往往是因为紧急被抓差，但被抓多了，就像惯犯，也总结出一些个人经验来了。
除开自然灾害这类非人为的，很多公共危机往往有类似的地方。比如，人们往往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但真要深究成因，通常都是多种因素相互纠缠、互有扰动而后造就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找出一个大坏蛋时，通常看到的是涉及者人数众多，而每一位大多觉得自己只是干了件（或重复地干，假设与他本职工作相关的话）无关紧要的事情。
2008年，我写三聚氰胺时，身边的小伙伴时不时有冒出来忽悠我，“给大家讲讲吧”。可是真当我开始讲超市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影响，讲南北奶产出与需求不均衡，讲由此而产生的超高温灭菌乳过度繁荣……小伙伴们就毫不意外地打瞌睡了。
是的，简单是美的。但，过度简化有时就是歪曲。而假设我们对过去的追溯基于歪曲，你能知道后面该干啥吗？
再讲一个类似的地方。往往发生一件事，倒回去看，会发现过去其实已经考虑过对这样危机的防范措施。
《瞭望东方周刊》常务副总编辑孙凯前几天在腾讯《大家》发表了一篇水污染的文章（《中国水污染严重到什么程度》），他提到1995年中国政府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其中明确要求2000年淮河流域各主要河段、湖泊、水库的水质达到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实现淮河水体变清。
在2000年承诺期到来的时候，孙凯去采访淮河治污问题，了解到的一项指标完成情况是：原定到2000年沿线要建成52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尽管当时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环保局、水利部、建设部、农业部、中国轻工总会、化工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和淮河流域山东、安徽、河南、江苏四省政府领导一起，共同参加了第三次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并对决战阶段各自所采取的措施作了承诺。但到2000年底，这52座生活污水处理厂绝大多数尚在图纸之上。在2000年底能按生产规模投入运行的不足5座。
淮河，我没有亲身了解过，但我曾经跟两个国家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小组对某省做过两周的检查。该省的情况是，污水处理厂建成的数量倒不算很少，但事实上投入正常运行的却极少。
当时发生的有个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为了躲避检查，有家大厂宁可装成没开工。后来检查组派出队员杀了个回马枪，果不其然发现这家厂轰隆隆运转着，而污水处理设施则安静地关闭着。
这类经历让我不太相信运动式的解决方案，因为运动式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有长效约束。同理，我也不太相信用极端严厉的标准和惩罚措施就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是会出事的倒霉蛋，后者是赌场络绎不绝的人潮最重要的支撑。
还有一个有趣（也许用“滑稽”更合适）的共同之处，许多地方政府曾经尝试过在可能产生共同危机的方向上做监测、监控，但后来却不了了之。
我曾经查过多个省份的记录，都找到过当地开始建立土壤污染监测的机制，但好几年以后却统统没发现有过披露。
是当地的土壤污染不值一提吗？还是这件事情实在过于困难无法进行吗？很显然都不是。几年前有次调查镉大米，去了某个问题较严重的省份拜访当地一家权威机构——我曾经看到过该机构在一份报告中用过某些我关心的数据。
拜访的结果是，该机构曾经周期地抽查一些相关数据，但不久就接到指示，让他们动静小点。
我也不习惯对他人作恶意的猜测，但不能排除有官员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注定出事，在出事前“不知情”不见得是坏事，出事后果决地采取些“有力措施”甚至可能转化为好事。
在这个意义上，无知真的是福，可以割断过往，减轻包袱。如果大家都相信这是一个突发和意外，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首先是让一切有关部门没办法“无知”，数据监控和信息披露看似最外围的事，但却是最早需要做（甚至在实效中可能是最重要的）的第一件事。
我们需要更多的PM2.5。
来源：腾讯
作者：柯志雄 《快公司》（FastCompany）中文版主编柯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