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著有《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下两卷，是写给英皇的一个折子。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政策、体制使国家能富起来？斯密说，“除了和平、轻税负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再来看中国明代宰相邱浚的看法。丘浚在明英宗到孝宗四朝为官，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主要著作为110万字的《大学衍义补》(160卷)。他说，“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大意是说，老百姓富了、企业家富了，国家才能富了。
今天向大家分享以下四点粗浅看法：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二，为什么近20年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三，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及合宜的宏观政策。四，在目前中国经济的格局中，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
宏观税负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
首先看事实，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长的两倍，GDP增1元，财政收入增2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2万亿元，全国13亿人的人均纳税也超过了6392元了，比政府报告中所给出的2010年7亿多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还高。2013年全国政府纯税收收入已达11.05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为12.91万亿元)，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的人均纳税已经超过8153元。如果把政府的4.1万亿“第二财政”和其他预算外收入也算进去，可以大致确定地说，现在每个中国人养政府的钱和政府花的钱，与每个中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差不多。
中央党校周天勇[微博]推算的数字是，2013年的全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9万亿仅仅是预算内收入，平均到每个人，大概9000多元。政府全口径的政府收入都是老百姓的负担，不能按照窄口径算。需要在12.9万亿基础上加上土地财政收入4.1万亿，社会保险收入2.7万亿，一共19.7万亿。平均到13.6亿人口，就是1.44万元。这是每个人承担的真实负担。此外，财政收入中，还有很多收费项目没有进入预算，具体数字不清楚，估计有1万亿-2万亿元左右。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左右，占GDP的比重达到38%，人均达到1.6万元，远远高于“万元宏观税负”。
世界主要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大概是34、35左右，当然像瑞典、比利时等比较高，但他们的税收高，国民的福利也高。现在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和全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了。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这20年整个政府的财政收入翻了40多倍，而老百姓的收入这20多年只翻了七倍多。政府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高，每年高于GDP2倍，导致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就直接地往下降。
近20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原因
为什么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多年？
第一，政府征税冲动和不受任何制衡。中央政府决策层，包括财政部、国税总局一直有较强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和实际指令。近些年来，尽管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一直位列前三甲，但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一再对此加以否认，并一直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因而从来没有真正把减税富民作为自己的政策选项。大家想一下，企业赚到钱了投资有效率，还是政府花钱投资有效率？在经济学上，奥肯提出了“滴漏效应”，即是说后者花钱效率较低。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仍把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定为8%，而GDP增速则为7.5%。这说明，这届政府的目标仍然是整体上税收弹性大于1。
李克强总理在改革方面是努力呼吁，在推动改革上是壮士断腕，一直在讲一定放开行政管制，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是在具体的宏观政策上，今年仍将财政收入定得高于GDP的增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中政府税收都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因而并不是税征收得越多越好这一点。分为三点来看。
1.按照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在给定的市场需求函数下，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如燃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包括现在还在酝酿的房产税，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
2.增税对宏观经济，对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有不利影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自身的投资和扩张以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英国SOS的一位经济学家对25个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税负高的国家的竞争力在长期更低。哪一个国家的税收高，它就没有竞争力，低税负就验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低税负国家的竞争力就高。世界银行[微博]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
3.从税法学原理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增收任何税收，都是政府公权力对个人私有产权的侵犯。尽管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增加税收既会减少社会福利，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税收毕竟是任何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一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必要的恶”。“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福利经济学原理上来看，就应该尽量减少。由于对税收的这一本质并没有确当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多越好。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报政绩时，一个是会报本地区的成绩是GDP增加了多少，另一个就是会报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将税收增加多少作为政绩来报，没有意识到税收收得越少越好。
在这一错误观念的引领下，2000年以来，按照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和当年的实际完成情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有好几年都超过预算目标的200%甚至超过300%。这一现象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引起决策层、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正是因为各级政府均把税收增长当做一个政绩来考核，把税收的高速增加视为自己工作的成就，导致各级财税部门总是层层加码。汇集到一起，使过去20年全国的税收增长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
第三，中国税务部门的信息化和电脑联网对中国近些年税收的连年快速增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税务系统信息化中，自1994年3月开始实行并在近些年不断完善的“金税工程”贡献巨大。通过引入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密码和电子信息存储技术等手段，“金税工程”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逃税问题。近几年，国税系统的网络建设已经覆盖了全国区县(含)以上国税机关和地税系统，形成了总局、省局、地市局、区县局的四级广域网。有了如此发达的金税工程和如此庞大的税务征收人员和信息技术队伍，税收征收率(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的百分比)不断提高，应该是自然的。这应该是近些年中国税收总量和宏观税负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各级财税部门增税发奖金。各级税务部门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征税目标，在不少地方采取了超额征税部分留成发奖金的激励制度。这是一个很强的激励机制。在此激励机制中，每一个税务局和税务人员在征税时，往往只考虑完成和超额完成自己的征税目标，以期得到更多的留成和得到更多奖金，而很少考虑到他所要征的纳税人的福利减少问题，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从每个纳税人那里征到更多的税，在宏观经济上是在“边际地”减少国内需求和减弱企业的竞争力，并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减税正当其时
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移已现端倪。中国经济大致潜在增长率目前在5%到7%之间，下行是一个趋势。我和林毅夫对此曾有过争论。在我看来，下行是改变不了的趋势，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年了。
就在全球经济复苏渐显端倪时，中国2014月2月份PMI创了新低，汇丰PMI破50%。2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0.2%。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先不说外贸出口，外贸出口已经到了顶峰，也不能指望消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只有投资了。投资又可以分为三项，政府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基本不增长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下降，中国的企业现在非常难，面临的4大挑战：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实际不断升值、政府税收不断攀高、企业融资成本奇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两个选择，要么还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想法，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投资。但是现在的投资规模多大了？我初步计算了一下，目前在建项目和GDP的比重，1元GDP，有1.4元的在建项目，新建项目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
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欲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再考大规模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而最好和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是减税，不是结构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应该把减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税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自上而下所有政府的施政主要目标。现在企业不好过，融资成本这么高，劳动成本降不下来这是刚性的，但是我昨天看电视，看到蛮震惊的消息，现在本科大学生毕业后拿到的工资才2140块钱，北京才2400块钱，这还算好，有工作，每年还有3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这么低，你考虑的还是政府花钱吗？得要减税，要将减税作为目标。
有没有减税空间和可能？
现在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新供给学派研究院。大家知道供给学派的首席学家是拉弗，有一个“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认为，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税率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及其结构，影响着储蓄、投资以及各种有形的经济活动。因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收益，但他所关心的不是收入总额，而是纳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净额，因此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若学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减税才是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现在财政部还要增税啊！
中国政府现在有没有减税空间和可能？有人说现在减税不可能，每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八九千亿元，地方政府负债高达30万亿元。这怎么能减税？但是你不要将地方政府负债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放在一块，征税之后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运行，医保、社保、军事、转移支付、农村等等，这是两笔钱。中国政府财政存款不断攀高。去年李克强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一个观点，实际上是想将央行国库拿掉，将会计和出纳都并到一起。当年4月底，3.2万亿国库资金、1.4万亿各种财政专户存款，加起来中国政府财政存款4.6万亿。这3.2万亿的存款，财政部想拿下来，叫做盘活库底资金，拿到商业银行就可以贷款了。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负债，一方面是财政存款花不掉。现在政府的财政存款在4.5万亿到5万亿之间。
政府的钱花不掉，没有减税空间吗？我的学生有在行政部门的，他们说今年八项规定来了，他们很多钱都花不掉。既然花不掉，为什么不减税？
美国政府落入财政悬崖还能减税，联邦政府负债超过17万亿，1块GDP有1块钱的负债。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有四五万亿财政存款的情况下税收和财政收入就只增不减？1962年以来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台湾宏观税负到2010年才12.8%，低税负才有竞争力。
中国有没有减税空间，能否减少政府自身消费？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的数字，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25.6%，印度6.3%，美国3.4%，日本2.8%。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3.8%，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
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包括退休人员，总共是5393万+1577万人，规模很大，但比例并不高。(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