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有一份圣旨，是朱元璋发的，发布时间是洪武二十二年：“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者，卸脚。”《万历野获编》里记载的。
明初百废待兴，苦出身的朱元璋可能特别痛恨玩物丧志，所以有这么一道严厉的禁止令。当然这样的禁令管的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现在唱歌的都是头条，下棋的猛赢韩国，就踢球的还不争气，但也初步摆脱了人人都骂的境地。
动不动就下禁令，是中国统治者的习惯，比较早也比较有名的，是焚书坑儒。“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这之后就是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后来，毁佛灭佛的事情也反反复复。至于生活文化的禁令，则更频繁了——比如古代人民喜好的运动打马球，曾经是皇家运动，唐玄宗特别比较擅长。但后来的皇帝，认为有悖于节俭形象，就下令给禁了。好在这项运动在军中比较流行，到了行伍出身的赵宋王朝，又成了皇家公开提倡的、最流行的运动。
清明寒食，古时候是要禁火的。理由简单又荒谬，如果不禁火，则会招致风雹之灾。《癸辛杂识》说，北宋之时，禁火曾到了严苛变态的地步，要禁七日。村中领导还要检查，检查的方法是用鸡毛探查灶灰。鸡毛扫过，如果变焦卷曲，是要罚钱的。家中有病人或老人，实在需要生火做饭，则需要到介公庙去占卜，吉利，那么可以燃木炭，但不可冒烟（这技术很难拿）。不吉利，则死也不敢用火，有的人家，只好把冷饭放在日头下面晒，或者装罐，埋在牛马粪中保温。这么严厉禁止，给生活造成巨大麻烦，似乎没什么圣旨要求，完全是民间自发要求的。禁火本是对介子推的纪念，后来以讹传讹，就发展得毫无逻辑了。
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禁令严苛的环境中。这些禁令，大多以命令的口吻，不容置疑地下达，独立于法律之外，却又不得不执行。这和儒家的思维有关——例如儒家认为“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所以历朝历代，凡是认为自己高大正的皇帝，无不把靡靡之音当成攻击对象，能禁就禁了，以此显示自己的存在。这一类的文化产品还包括小说，尤其到了明清两代，《剪灯新话》、《水浒传》乃至《红楼梦》，大多属于严禁之列，后来它们最终多被认为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字。现在的影视剧审查，以至刚刚开始的对视频网站引进的国外剧作的审查，都属于类似的做法。大一统的思维和儒家自视为正道的习惯，是骨子里传承下来的，更何况被奉为正朔的儒家，本身就是各种禁令的受益者。
在农业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秩序似乎格外重要，任何打破秩序的言行，都有可能颠覆政府。所以对破坏现有秩序的言论、行为、宗教无不尽量扑灭，而对维护秩序的同样的东西，又会进行追捧。而革命者当然也懂这个道理。他们总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未必合乎逻辑）引起民众对旧秩序的反感——《世载堂杂忆》中，讲到孙中山进行演讲时，就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他向公众讲述“反清复明”的时候，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拿出一枚“某某通宝”的制钱来问：这几个字认得吗？大家说认得。他把钱翻过来，指着背面的满文问：这些认得吗？大家说不认得。于是他立刻就此衍生出一大篇满人欺压奴役汉人的事情来。这下大家就全认同了。
钱上的文字也算是种奴役吗？没有人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革命党依旧觉得“反清复明”有点绕，干脆提出了“排满”口号。“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根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多数中下级民众，尚难理解，不若排满口号，更易唤起群众。”他们还举出了莎士比亚剧作来作为例子：“不观莎士比亚戏曲乎？罗马凯撒发表演说，民众归向凯撒，大呼杀布鲁特。及布鲁特继之演说，民众又归向布鲁特，大呼杀凯撒。”
因为文化程度和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别，民众是盲从的。所以，无论是维持秩序，还是破坏秩序，都必须掌控住舆论，一个是为了避免引起不测，另一个则是要尽快引起变化。人治的社会秩序如此脆弱，一句谶语一首儿歌都能引发社会动荡，难怪各种禁令满天飞了。
儒家讲究上下尊卑有序，官员习惯把自己当父母官、牧者，视百姓为子民，认为大家是受教育、受归化的对象，而很多老百姓，也习惯把官员看成青天大老爷。这种思想首先造成的后果，就是官员习惯为了某一目的，直接干涉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举个例子，发个指令，就能控制公积金和医疗保险费用的使用，剥夺了个人对这部分财产的自由支配权。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方式及其不现代，效果也不现代——民间几乎没有异议。
另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禁令依赖症”。禁令的习俗是如此之长，已经让很多人习惯生活在有禁令的环境中，即便没有禁令，自己也会制造禁令——也就是所谓忌讳。比如《菽园杂记》中写的，“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过分到什么地步呢？坐船不能说“翻”，也不能说“住”，所以通常人们说的“箸”，就改成“快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筷子”，而“幡布”也得改称“抹布”。说话不能有“离”有“散”，因此“梨”改称“圆果儿”，“伞”改称“竖笠”；生活不能“狼藉”，“榔头”要叫做“兴哥”，为人不能“焦躁”，每年“祭灶”就要说“谢欢喜”。诸如此类，有些用词和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而现在人们送礼，不愿意送伞、钟、鞋子和镜子，挑车牌忌讳“4”，无春年不结婚，也是这一类莫名其妙的“禁令”欲望作怪，自己给自己画圈儿，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习俗依据。很多人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还特别热衷呼唤禁令，要求政府以禁令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意愿——大到网络金融扫码信用卡，小到邻居放鞭炮电视剧角色抽烟，都有人特积极地伸手要禁令，在某些人眼里，禁令已经从被迫接受，成为主动的要求，成为受虐的欲望——要求政府出面，以非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同类的行为，制定一个又一个生活中的限制。
这就好比电影《禁室培欲》，本来是被迫被囚禁，关着关着，成了享受，燃起了欲念，还不想走了。
维持秩序，是每个社会都要做的事情。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也有“禁令”，但都是通过法律程序发布的。看上去效率虽然低，但接受程度大，也更加合理，少了偏向和随意性，就算出了岔子，政府倒台，也不至于影响社会的秩序。落后的管理体制就没谱了，禁来禁去的，一阵大风过，也许什么都没了。
（电影《禁闭岛》剧照）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笔名老猫。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