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2月开始，最高法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包括刑庭副庭长、研究室副主任在内的5名高层次审判人才，这在最高法历史上尚属首次，被外界誉为最高法历史上最大力度的“开门纳贤”。这次选拔，最高法和外请专家首先从195名报名者(专家学者76人，律师75人，党政机关人员44人)中筛选出25名进入面谈阶段。这期间，195名报名者要经过资格审查、初评和复评三道关口，在评审中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和外请专家独立打分并签署评审意见。进入面谈的25名人员从中选出10名差额考察人选。 在考察过程中，除了考察人选品德、能力、廉洁情况外，还包括配偶子女从业，移居境外情况。《新京报网中国》 4月3日)
“裸官”一词诞生于2008年,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对于这种现象自民间到各级政府再到中央高层的渐次重视，实则正与中国反腐规划的进程互相映照、息息相关。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这条选拔任用干部的“高压线”让“裸官”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
斯土斯民情所系，寸肝寸胆当忠诚。“裸官”并不都是贪官，但其把家属送往国外的行为，难免会让人质疑其对国家的忠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一些“裸官”纷纷落马，人们发现众多贪腐案件中，贪官多“裸”，就像贪官好色、敛财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有这样的议论，“裸官”就是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限制他们的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约束，是确保公权力纯洁和安全的重要前提。然而，我国目前管理“裸官”的制度远没有我们期望的那样完善：一是发现和认定“裸官”的制度不健全，既有的法律制度不能满足领导干部管理工作的要求;二是公众缺乏畅通的监督途径，因为信息公开不够，透明度低，“裸官”混迹于众官员之中，或小心观望，或大谈廉政，不出事很难被发现。三是问责执行不到位，威慑力不足，使得部分怀有鬼胎的人心存侥幸，视机而动。
对“裸官”说不，是新条例通过制度力量纯洁干部队伍的一个缩影，要完善管理“裸官”的制度体系，还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严织法律天网。法律法规是杜绝官员腐败的最有力的手段，我国腐败之风盛行暴露了国家法律法规的缺失，国家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完善相对空白的“裸官”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弥补法律漏洞，使其无法律空子可钻，犯罪事发后不能“抽身而退”。更要加大惩处力度，给有腐败之心的“裸官”以强大的震慑力，从根本上打击官员腐败。二是要常亮监管明灯。建立对“裸官”有效的检查、监督机制，是打击“裸官”腐败的基本保障。要设立多方位的监管途径，比如畅通举报电话，设立专门的门户网站，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行使监督权，完善网络检举制度，使身居高位的“裸官”时刻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最后，监察机关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有腐败行为的“裸官”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绝不姑息迁就。三是要擦净财产雾霾。对于“裸官”要进行财产公开，让其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检验，擦净其财产雾霾，让“裸官”不再有灰色收入，防止其积累“不辞而别”的资本。
“任贤则兴，有侫则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时期，加强对“裸官”的监督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国家要坚决治理相关“裸官”的腐败问题，杜绝腐败贪污，给“裸官”穿上外衣，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管理“裸官”的制度体系，使得“裸官”不再“裸”，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
(文/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