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讲，开会、听文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会议和文件的重要性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体制当中的人来讲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为什么“会多”？中国政治是一种高度动员型的体制，会议是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经由会议的方式，文件得到自上而下的传达。会议和文件就是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有“文山会海”之说。当然，文件的传达并非一定要经过会议的形式，但是会议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于，它提供了政治参与的一种在场感，就像在现场看足球赛和在电视里看足球赛转播的区别一样。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建设时期，会议和文件始终是贯穿体制运行的两个最基本的工具，也是（至少曾经是）与民众的生活体验最为接近的政治现象。因此，我们有不少民间谚语或政治笑话是与“文件”有关的。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顺口溜。
第一个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这句话在政治学、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里面引用频率大概是最高的，几乎成为经典了。我们知道这些词，知道这个谚语，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丰富含义。
开会念文件在过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访谈过一位老干部，他说刚解放的时候，条件差，文件是油印的，纸张也是薄薄的，不像现在那样精致，而且文件的印制数量有限，因此开会作记录是必要的动作。回去之后，要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所以无论是念文件的，还是作记录的，都需要全神贯注，否则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偏差。现在经济发展了，物资供应丰富了，文件不但印制得漂亮，而且在一些重要会议的场合，与会者人人手中都有一份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念文件呢？
环境和条件变化了，但念文件的行为却保留了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这种传统的延续，一定程度上表明“念文件”这一行为是重要的。即使人人手中都有文件，并非人人都可以在会议上念文件，我们都明白只有某个特定的人物才有权利（或权力）这样做。以前是“念和听（以及记录）”的关系，现在是“念和看”（当然也可以边听边看）的关系；关系的表面形态变化了，但其中内嵌的权威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理解。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信息传递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由单位构成的等级社会，大家都生活在特定的工作单位中。政治信息的传达一般是先上级，后下级；先党员，后群众。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单位体制的解体，许多中央的文件（政策）通过报刊和电视直接公布了。
你设想一下，当单位领导与普通百姓同时听到或了解中央文件（政策）的时候，领导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失落感。不要小看这个细节，权力不是公章，你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就永远拥有了；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动态过程中，通过做事才能体现出来。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念文件的过程虽然乏味，却很重要，因为它是权威关系呈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
顺便说一下，照文件念稿子也许是中国政治家与西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念文件的参照物是演讲。演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传统，从古希腊开始，面对公众的演说是政治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是发达的逻辑修辞（以及诡辩和幽默）。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受到宫廷政治的长期影响，宫廷政治的特点是不需要面对公众。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但政治家如何面对公众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中的这一维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全球化和互联网正在加速这一过程。但到现在为止，总体上说，我们的领导人还不如西方政治家那样灵活健谈，善于和公众及媒体打交道。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面对公众，是中国政治家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谚语中的“念文件”是一个系列的动作，所谓“一级一级往下念”。由此，我们可以把念文件的过程理解为一个“文件链条”。这个链条一环扣一环，体现着官僚制中上级与下级的等级性和权威性。文件本身是有等级的，有的发到省军级，有的发到县团级；文件内容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严格保密。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文件的发放是一种政治待遇，能看到什么样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看文件人的行政级别。在这个意义上，文件链条也体现了官僚权力的流向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要说的第二条顺口溜是：“检查走马看花，往往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停留在会上，以会议应付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这条谚语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关于……的通知》，以及《关于……通知的通知》这样的文件。尽管中国政治存在着严密的等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上面的精神总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有时上面要求做的事情，下面未必会认真。通常情况下，地方和基层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不少情况下，发个文件应付便是对策的一种。
最后一条是：“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说是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这句谚语流行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方面说明中国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作出变化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历的变化实在太快了。比如，我们的城市规划经常是规划赶不上变化。可以去统计一下，任何一个城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实际的城市规划改了多少次。说实话，中国今天的发展速度是当初没有想到的，政策变化之快也是始料未及的。
政策的快速变化引起一种“初一十五”的担心。什么是“初一十五的担心”？源于另一句顺口溜，说是“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说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变化太快，由此导致的一种普遍心态是，有政策要拼命利用，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争抢状态，先拿到手再说。当然，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逐渐变化，这种情形有了相当的改观。
本文节选自《公意的边界》第六讲：《中国的“文件政治”》
来源: 网易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