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到过峨眉山、剑阁等一些地方视察，其中1940年4月25日便到过灌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和青城山，当时，建设厅为蒋氏夫妇在青城山上造了一座小别墅，蒋介石一行到访时，尚未完工，未得入住。当年7月，别墅告竣，蒋介石夫妇闻讯赶来，住了几天，未再留下详细记录。
1943年5月1日-2日，蒋介石一行再次游览灌县-青城山，虽然地方志里并无记载，但庆幸的是，这次出行，在“雅安四川档案馆全宗号三五、卷宗号一七一一”里，竟然留下了一张“总裁莅灌费用开支明细表”。1991年版《灌县志》记载，1943年5月，米价为每石（古石，一石为400斤）2783元法币【以此计算，1斤大米价格为6.96元法币；以今年当地大米均价2.3元计算，1元人民币＝3.025元法币】，根据这张“明细表”，可以一窥这趟出行的花费情况和消费水准：
（蒋介石与宋美龄。）
5月1日晚间，蒋介石一行包括副官、司机等抵达灌县。
在灌县当天，为修建灌县福星桥捐款5万元；捐助灌县二王庙（纪念开凿都江堰工程的李冰父子）5000元法币；奖赏保安团、警察局、防护团各5000、2000、1000元。
在准备晚餐时，购买毛巾帕（代餐帕用）12张，每张60元，共720元；购灵岩山珍眉绿茶1斤，600元；购茅亭龙井茶半斤，200元。
晚餐开支包括，陪同的川康各将领和同来的客人开了3桌上席，这3桌席是向成都的陈钰厨房订包，每桌1800元，每桌筳席捐420元，另给小费540元，赏陈钰厨房2000元；此外，还为三桌上席另购了茅台10瓶，单价700元，渝绍酒（大概是重庆出产的绍兴黄酒）10斤，单价40元；有中席一桌700元，便菜2桌，每桌350元；购买小炮台香烟12听，每听620元，购买小大英纸烟1条，1750元；广柑23斤，每斤50元。
当晚在灌县包租了两种等级的客房共20间，合计780元，支付小费60元。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和副官卫士司机计开7桌，其中中等席3桌，每桌700元，中等便菜4桌，每桌350元。
吃过早饭，蒋介石一行抵达青城山，上山是坐轿，一共雇佣了四人轿7乘，三人轿18乘，二人轿30乘，轿夫一共118人，每人工资50元，另外赏给2000元。
中午是在青城山上用餐，除了蒋介石的随从，还有川康各将领及其随侍。中席开了6桌，每桌600元，便菜开了10桌，每桌350元；保安队、警察局、防护团，卫兵、司机等等，又开了16桌，花费1200元，中席配置曲酒10斤，每斤56元。
饭后购买青城山芽茶35斤，每斤400元，购买雪山大豆44斤，每斤28元，购买装茶叶和雪山大豆的篾篓两只，每只25元。
最后又为总裁侍卫临时添开便菜一桌，645元。
据中央银行灌县分行的明细账单记载，蒋介石一行在灌县-青城山的上述全部以上花销，一共是123467元法币。
按照当时米价每石400斤售价2783元法币计算，则123467元法币可以购买大米44.36石，折合17746斤，以今年当地大米价格折算，大约相当于40816元人民币。
不过，在这123467元法币的开支中，有三项开支不全属于个人花费。一是捐助修筑桥梁的5万元法币，占去40%（约合16326元人民币）；二是捐助二王庙的5000元，含有维护地方文化设施的性质，占总开支的5.7%（约合2327元人民币）；三是打赏下层兵丁和轿夫，花去10000元法币，占总开支的7.1%（约合2898元人民币），其中的8000元用于奖赏安保人员，作为国家元首，应该说是必要开支。这三种混杂公共支出和个人恩惠性质的开支，占到50%以上。
除此之外，蒋介石此行的另一大开支，是餐饮和购物。
餐饮一项，合计花费43465元法币（含捐、赏，合人民币14368元），其中纸烟为9190元法币，酒类为7960元法币。烟酒两项，合计占餐费额度约40%。这种烟酒占比，与现在的宴席相比，基本没什么变化。
在这张明细表中，还可以知道茅台酒当时的价格为每瓶700元法币，相当于大米100斤，以现在的价格计算，约为人民币230元，比照当时渝绍酒1斤40元法币（合人民币13元），曲酒1斤56元法币（合人民币21元），的确算是顶级酒类。近两年普通茅台酒1000元人民币左右，已经溢价5倍，以相同的溢价倍数，则蒋介石一行所喝的渝绍酒大概在65元人民币一瓶，所喝的曲酒，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左右一瓶。从一次宴会喝掉10瓶茅台来看，不管是国民党官场，还是共产党官场，对茅台酒的偏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个中原因，值得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深究。
不过如此吃喝，却与蒋介石本人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完全背道而驰，更与蒋氏本人常以滴酒不沾，生活严谨简朴的公众形象示人相去甚远，个中原因何在？或者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能约束陪都民众生活和嫡系，对于地方势力，不一定能够有所约束。地方势力似乎也懒得做面子功夫，可以想见的一个场景是，蒋不时向各位部属举杯示意，这些出生三教九流的部属似乎并没有太多诚惶诚恐，也没有学生遇到校长的尊卑等级观念，而是红光满面，觥筹交错……
购物一项，花费甚多的主要是土特产茶叶，以今天的米价折算，青城山芽茶的价格大概达到每斤132元人民币，比照茅台酒溢价5倍，则今天青城山雪芽的价格在每斤660元人民币左右。查询目前当地价格，果然相差无几。
此外，还可以从这张消费明细中看出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变化。1943年5月，蒋介石一行所使用的轿夫，每人获得工钱50元法币，加上赏钱，可购买9.63斤大米，折合人民币22元，两个人合计为44元，参照酒与茶叶溢价5倍，则相当于今天220元人民币；前些时候，青城山的滑杆收费标准为：抬上抬下，总计460元人民币。换言之，经过70年之后，劳动力绝对价格上涨了10倍有余，而相对高档白酒和高档茶叶，价格上涨了2倍，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更值钱了。
不过对这张“开支明细表”，也有一些不同解读，最大的争议是时间。笔者至少发现有两篇文章认为，这一账目记载的是1940年四五月间的事情，笔者虽然没有见过原始档案，但是通过其他材料和比价换算，认为应该是1943年5月的账目，原因在于：
首先，在《都江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和《四川近代物价史料》中，注明的结账日期都是“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日”。网上有人翻拍的照片也显示是这个日期，而没有任何“民国二十九年”字样。再说，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那么通过银行办理的1940年转账业务，不大可能拖到1943年才办理完结。
其次，查《灌县志》，1940年大米每石400斤，价格为84.15元法币，如果“明细表”是1940年的账目，以曲酒价格每斤56元法币计算，则一斤当地曲酒价格相当于267斤大米，而近代以来，当地从未出产过名贵酒类；如果换算成茅台，则一瓶茅台更是相当于3333斤大米，即便此时茅台已是国际名酒，如此高价，也完全不可能。因此，这张账单只可能是1943年的。
再次，查《灌县志》，1941年（恰好缺1940年、1942年、1943年数据），57度白酒价格为每百斤340元法币，每斤3.4元，考虑通胀因素，1940年价格还要低一些；而1943年较之1941年大米价格上涨了10余倍，则可推测出1943年白酒价格达到30-50元法币一斤，与“明细表”上56元一斤曲酒相差就不远了。
还有，当地的土特产广柑，时价每斤50元法币，折合大米7.18斤，合今天人民币16.5元，考虑到四五月份不可能有广柑，只可能是1942年的出产而保存下来的，由于当时没有大规模保存食品的技术，价格比较高也说得过去。如果是1940年的价格，则一斤广柑相当于238斤大米，可能吗？此外，装茶叶和雪山大豆的篾篓（一种竹编的简陋盛器）每只25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26元，溢价5倍为41元人民币，符合现在当地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价格水准。如果是1940年的价格，则相当于119斤大米，谁敢这样敲蒋总裁的竹杠？
作者：任大刚，男，四川人，作为编辑和管理新闻评论者，担任过东方早报评论部编辑和主任数年，其实志在学术，出版过《与孔孟对话》一书，后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