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河北石家庄设立中国首个弃婴安全岛之后，目前内地已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安全岛收留弃婴。但在安全岛运行一段时间后，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弃婴骤增、收留不过来的问题，如南京的弃婴安全岛启用三个月来，接收近140名弃婴，相当于之前一年的弃婴数量。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称：“福利院资源有限，如果将来福利院达到饱和，可能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关闭弃婴岛。”而今年3月份，广州的弃婴岛已经因为“不堪重负”而宣布暂停运行，广州弃婴岛自启动至暂停当日，近50天内共接收弃婴262名，数目似乎有点惊人。舆论界也因此出现了弃婴岛应该保留还是放弃的争论。
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非常滑稽。弃婴岛不堪重负的问题是要引起重视，暂时关闭弃婴岛的做法也可以理解，但若因此主张放弃设立弃婴岛，则无疑属于因噎废食。从国际经验看，设弃婴岛也是国际惯例。这是因为，不管在哪一个社会，基于种种原由，弃婴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设置弃婴岛可能会诱发弃婴率的上升，但如果废掉弃婴岛，不给弃婴一个安全的去处，则将导致那些不可避免的弃婴立刻陷于危难，甚至触发更加残忍的杀婴行为。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设置类似安全岛这样的弃婴接收机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文明阶段之后总会自发产生的人道主义举措。人皆有恻隐之心，这种人性之善总是让人不忍于见到一个刚呱呱坠地的同类被遗弃、被饿死、被野兽吃掉，因而促使人类社会发展出收养弃婴的组织与机制。
西欧社会在十二世纪末（1198年）便出现了由教会发起的“弃婴安全岛”，当时叫“弃婴轮盘”，设于教堂外面，弃婴的母亲只要将婴儿放入轮盘，摇动旁边的铃铛，便可以通知教堂收养。设立弃婴轮盘的初衷，是为了方便那些遭受屈辱的母亲能够以隐秘的方式将婴儿送给教会抚养，而不是将无辜的婴儿抛弃于荒野，或者溺死。
意大利佛罗伦萨于1445年建成孤儿院，弃婴轮盘运行了400多年，到1875年才关闭，如今还保留着一块纪念弃婴轮盘的石碑，上面写道：“四个世纪，弃婴轮盘对惨遭苦难和耻辱者，爱心之门永不关闭。”也有一些教会因为财务上难以承受，而不得不停止使用弃婴轮盘，但以前的教会毕竟财力有限，现代国家则以政府之力收养弃婴，应该更有能力维持弃婴岛的运行。
差不多与西欧同时期，中国也产生了专门的收留弃婴的机构。时为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江南吴兴知州郑作肃因为看到郡中“贫民生子或不能养者，往往于夜深人静之时，弃儿于寺院门廊及桥边”，心有不忍，便创设“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安排专官负责，派人寻访弃婴。钱米所收到弃婴，即送至政府雇请好的奶妈家中抚养，由政府给予生活补贴。为了让更多的弃婴获得救济，吴兴政府还对发现、报送路边弃婴的居民加以奖励：凡报送一名弃婴，赏钱一百文。
随后，南宋境内的其他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了专门收养弃婴的机构，如“婴儿局”、“慈幼庄”、“及幼局”，名称虽异，功能则是一样的，其中以南宋朝廷在各州推行的“慈幼局”影响最大。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宋理宗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慈幼局的运行，比“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更为规范：“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儿童福利院。
理宗皇帝下诏推行慈幼局之时，立下一个宏望：“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从实施的效果看，至少京城临安已实现了宋理宗的理想，元人郑元祐的《山樵杂录》记述说：“（杭州）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将“慈幼”（养育幼小者）列为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了，不管是《周礼》记载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还是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其中都有“慈幼”。不过宋代之前的慈幼政策，通常只表现为政府帮助贫民养育婴幼，专门的儿童福利院要到南宋时才出现，这大概是因为，宋朝是历代最重视“国家福利”的王朝，政府自觉负起了要让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福利责任。
宋代之后，国家对于收养弃婴的责任出现收缩，官办的慈幼机构在元明清三代均走向衰落。但另一方面，民间建立的慈善组织经过曲折的发育，终于得以更加发达的机制，承担起收养弃婴的道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广泛出现的育婴堂。育婴堂通常都由士绅、商人创建和主持，经费来自民间捐赠，清政府后来也设立专款给予补助，其运行模式大体上还是延续宋代的慈幼局：育婴堂有专职的奶妈与管理人员，凡发现被遗弃的婴儿，即送入堂内抚养。那些不愿或无力养育婴儿的人家，也可以自己将婴儿送至育婴堂。
有些育婴堂还发明了类似“弃婴岛”的设施，如清代高邮的育婴堂，在四城门设立木箱，并请守城的士兵看守，每发现有人将婴儿弃于木箱，即立刻送至育婴堂。江南许多乡镇也设有接收弃婴的中转站，叫做“接婴堂”。
育婴堂的出现，挽救了无数可怜的生命。根据台湾学者梁其姿的研究，从1664年到1755年，90年间，通州的育婴堂接收过6万多名弃婴。嘉庆年间，江苏如皋的育婴堂每个月接收弃婴“大约以二百七八十名为率，前后来去不定，通年亦如此数”。这个接婴数目，并不比今日一地的弃婴安全岛为少。古时育婴堂都负得起弃婴繁多的压力，今日的儿童福利院有什么理由负担不起呢？
从技术上来说，弃婴安全岛是新鲜事物；而从精神价值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慈幼”传统的延续。技术可以磨合、改进，“慈幼”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如果关闭弃婴安全岛，我们会愧对古人。
作者：吴钩，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主要关注宋、明、清社会自治史与儒家学说。著有《隐权力》、《隐权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