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难几乎是中国所有大城市的共同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城市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思路上有很大差别。北上广三个城市中，广州提出的方案主要依靠价格机制。根据最近公布的《广州市优化调整停车场差别化收费方案》，广州城区的住宅停车最高可能涨300%、商业停车最高可能涨100%。此方案一出，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讨论广州的思路及方案之前，不妨先看看北京的情况。去年年底，北京市发布了新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如果把这个新规归纳一下的话，大概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盘活存量。比如，现在不少小区停车位紧张，不少业主为了保证自己的停车位，就私设地锁，但这样反而降低了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加大了停车位的紧张程度。
对此，新规规定，私设地桩、地锁将被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除了不准私设地锁，新规还规定，中心城区收费停车场应24小时向社会开放；要求停车场管理单位对错时合作停车予以支持和配合，提供便利。
第二个方向，则是鼓励、强制规划增量。比如，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建设公共停车场。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居住区等，应按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和规划的指标，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并同步设计、施工、验收、交付使用。并且，不得改变停车场的用途。
这个被称为最严新规的出台，有其必然的背景。由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上世纪90年代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平房胡同基本没有考虑机动车停车需求，而停车位的建设标准也是1994年制定的，即三环内每10户3个车位、三环外每10户5个车位。这个标准目前已经远低于主城六区每10户8辆车的拥有率。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全市机动车总量为531万辆，停车位仅276万个，一半车辆没有停车位。其中城六区形势更为严峻，机动车总量已达345万辆，占全市六成，但停车位仅有198万个。
正是在这个局面下，此次新规试图从存量、增量上增加停车位的供给。不过，一方面土地资源有限、拆迁难度大、改造成本高、利益协调难等多因素制约，停车位的挖潜补建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新规的最终目标却很高。根据之前媒体对新规的报道，新规将提高居住区停车配建标准，二环以内、三环以内、五环以外等不同区域配比数额大幅增加，每10户配备车位标准预计提高到8至10个、10至12个，规划部门还将把保障房也纳入考虑范畴。
值得商榷的是，这种做法是否符合依靠公共交通为主的思路？即便考虑到补停车位的历史欠账，停车位置对使用效率的影响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新的保障房小区内的停车场，是否能有效辐射到500米外的一个老小区？
在停车难的问题上，购车提供车位证明，看起来似乎是个好办法。不过，这种一对一的配对实际上是一种僵化的计划思维。停车场与汽车的配比是动态的，100万辆车配100万个停车位，并无必要。而且，如果先购车的人已经无法追溯，而后购车的人必须提供有停车位的证明。那么，这对后购车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仅靠增加道路、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并不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因为交通状况改善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机动车量的增加，从而产生新的更大规模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本质上，不管是道路，还是停车场，城市交通在本质上都是对一定时间内一定面积的土地使用权的购买。所以，只有理顺价格、以市场为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为辅，才能解决交通问题，而以市场为主导，最重要的就是放开价格。
遗憾的是，此次新规仍旧没有放开停车价格。根据此次新规的第十六条，停车费的标准仍然必须由北京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某种程度上讲，新规保障的不是用车的权利，而是在一定成本之下用车的利益。在北京房价高不可攀，楼面地价地王频现的今天，相关部门却在努力的限制着汽车的使用成本，而这种成本实质上市土地成本——不得不说，这也算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奇景。
价格不但反应供求情况，同时也是一种信息发现机制，可以利用人们的分散知识，最大效率的发现限价之下不能呈现出来的信息。首先，人们在价格驱使下，会去发现、利用可以合法停车的地方，这不但意味着开车的人去发现可以停车的地方，最大程度的利用好存量。而且，价格可以刺激出有潜力的单位与个人开发、开放出新的停车位。
而且，价格还能发现那些并不必要的需求，并进行抑制。昂贵的停车费正是抑制汽车需求的重要手段，在旧金山市区，停车费用也高达每小时10美元。在北京，这个规律也仍然有效，2011年，北京调整停车价格3个月之后，市民出行方式发生积极变化，路内、路外停车场的每个车位平均停放车辆分别降低了12%和19%，在某些监测路段，小客车进入中心城流量下降了12%。
实际上，交通部也是这个思路：停车设施建设和发展要坚持中心区域适度供给，适度满足基本车位，从紧控制出行车量。一方面适度增加停车位的供给，另一方面抑制小汽车出行，减少停车位的需求。通过提高停车收费标准，可以提高现有停车位的周转率和利用率，促进内部停车设施对外开放。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理论上，价格能起到很大作用，但在现实中，其前提必须是严格执法，更重要的是，停车的人必须是对价格敏感的。
北京公车数量庞大，对价格并不敏感，当价格上涨到能够制约公车的程度时，必然已经失掉对老百姓的公平。这就是北京停车难特有的死结，而这个死结，在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在北京，依靠价格解决停车难，其效率会大打折扣。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